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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想


在线按:感谢作者王天骏博士的授权,也感谢作者的授权能让我们领略王季梁先生的风采

目   录
1
写在前面
2
爷爷的同学朱觉卿
3
爷爷的同事查谦
4
爷爷的学生伍献文
5
和爷爷的最后一次谈话
6
赛先生和启蒙运动
7
注释

写在前面
  小时候,爷爷和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由于母亲的坚持和督促,我每年都要给爷爷写上几封信。爷爷也是每信必复。不知不觉间,幼小的我也成了爷爷的笔友。由于母亲的教诲,我从小把爷爷当成了自己的楷模。由于爷爷的影响,我很早就把“科学和工业”树立为自己的理想。我生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这几十年里能坚持不懈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感谢冥冥中的他给我精神上的力量。

  文革后,我有幸留学美国。二十多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我身边有哪一群优秀的炎黄子孙能代表我们东方文明的未来去同西方文明一争高下?我考察过那些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他们长的和我们一样,但他们完全按西方人思考。我观察过港台来美的学者和留学生。他们说中国话,读中国书,但由于受生活空间的局限,他们不容易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多数的中国人。至于今天的大陆中国,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内伤还待康复。另一方面,泥沙俱下的西方文化,正借着信息时代的媒体,潮水般向我们袭来。与八、九十年前欧美工业革命时期那相对单纯的社会环境相比,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更难吸取西方文明的精华。我欣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也赞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倘若我们不能继承自己传统的长处又无力判断西方文化的弊病,我们会有“缴械投降,全盘西化”的危险。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倘若我们冲动多于思考,盲目多于理性,我们也会有故步自封的倾向。面对现实,我的失望多于希望。

  最近几年,随着我对我爷爷这一代人的了解的增多,我突然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其实,这一批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老一代的“赛先生”(注释)才真是我要找的一种人。 这批人上承中拿鞯拇常庀鞣轿拿鞯恼孚小K浅缟锌蒲АK遣┕磐ń瘛K嵌弥泄耍抢斫馕鞣饺恕K蔷叨轿拿鞯男扪旨嬗形鞣轿拿鞯娜说篮筒┌瘛U馀司皇抢瞎哦皇侵欢甔,Y的书呆子。他们在八、九十年前就站在了中西文明交锋的前线,思考过至今还在哲学、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中困扰着我们的经典问题。更甚之,这是一批生长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而有忧患意识的人。他们有对自己民族的一种深深的热爱。他们有振兴中华的忘我和执着。他们正是一种能靠德行、素质、学识和精神去和西方文明争高低的中国人。

  平心而论,爷爷的成就不是这批人里最出色的。然而,历史造就了一批具有非常特殊素质的中国人,爷爷也是这批人中的一员。 围绕着我爷爷,我在这里记述了自己经历过的几个小故事。希望读者能通过我记忆中的只言片语,透过一个年青人的眼睛,多一点对过去时代的了解。于我个人而言,我充其量也只能记录一代‘赛先生们’的几个掠影。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留意和研究这一代人。使我们的时代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智慧和启发。


爷爷的同学朱觉卿
  1963年的一天,娘娘带我去她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是我娘娘的表姐,娘娘叫我喊她大阿姨。那天我们是专程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大阿姨的先生,所以找到大阿姨后我们就直接去了病房。大阿姨的先生叫朱觉卿,七十多岁了。他当时躺在病床上,见我们进去,挣扎着坐了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瘦削憔悴,目光迟缓无力。娘娘和他打过招呼后,把我推到床前,叫我喊姨夫。我喊过姨夫后,就站到一旁,听大人们讲话。我娘娘和大阿姨都是十分健谈的人,话匣子一打开,无锡家常话就再也停不下来。姨夫和我,一老一少,成了她们龙门阵的听众。我和朱觉卿初次见面,本来也没有什么话说,倒是朱觉卿看着我,仿佛在想什么,想了一下,突然微笑起来,招手叫我过去。“天骏,我还是你爷爷的同学哩。”听到此话,我大吃一惊。我似乎还从来没有碰见过爸爸的‘同学’,更不要说爷爷的了。爷爷从小就是我们孙辈崇拜的大人物,但他是那么遥远而高不可及。今天突然听见有人自称是爷爷的同学,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上来了。我移到床边,饶有兴趣的问,“真的吗?你们是在哪里的同学 ?” “那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是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 朱觉卿回答道。“你们是同班同学吗 ?”我又问,“那倒也不是,” 朱觉卿解释说,“我们当时都在美国东部各自不同的大学里上学,但由于我们都是清朝政府庚款计划派到美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经常一起活动,彼此来往还是相当多的。” 话到这里,他又接着说,“你爷爷是1909年庚款第一届的,我是1910年第二届的,还有1911年的第三届,三届共180人。这三届留学生都是辛亥革命前清政府经全国考试选拔派出的。由于这种共同的经历,使我们这三届的同学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当然以后还有第四批,第五批…”说着说着,朱觉卿苍白脸上明显添上了红晕,人似乎也精神了不少。

  他讲的这些分明都是我前所未闻的,于是我开始如饥似渴的问起来。“你们在一起会有什么活动呢?”,我问。“当年清朝政府为了监管留学生,在美国设有游学处。游学处经常会组织各种跨校的留学生活动。此外,教会想要影响中国学生,经常也会组织各种夏令营和学生集会邀请我们参加。”,朱觉卿不厌其烦的解释,“不过,留学生们最多的活动还是在1912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接着说,“当年在海外的留学生都很爱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同学们欢欣鼓舞,兴奋无比。大家会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国内的局势。”

  “你们当时讨论的是些什么内容呢 ?”,我又问,“我们谈的有两类主题,政治和科学。”“政治话题大半和袁世凯有关,”朱觉卿继续解释,“开始是宋教仁被暗杀的事件,后来是对日的‘二十一条’。一个经常辩论的话题就是留学生们是否应该立即回国参加革命。”说到这里,他把话题转到我的爷爷,“当年你的爷爷可是个演说家。在这些集会上,经常会听到他生动的演讲”。朱觉卿又说,“当时的同学分为两派,一部分激进的同学主张立即弃学回国参加革命,一部分主张应该完成了学业再回国,你的爷爷是属于比较温和的那一派…”。 他又讲,“至于‘科学’,这是当时同学们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我们都来自一个死气沉沉的封建社会,一接触到西方的科学,大家都觉得科学能够救中国。碰到一起,就是讨论怎样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带回国去…”。他讲的故事,对我都是新闻,我的父母可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些。

  我努力把他讲的内容记在脑子里,一面还是不忘问一个中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你们当时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演讲呢? ”。“中英文都会有,要看在什么场合,你爷爷是译学馆出身,英语口语比一般同学强,他的英文演说也相当出色。”讲到这里,他又想起了什么,“你爷爷的幽默很有名,他往往能一本正经的讲,却讲得大家哄堂大笑…。” 话到此,他回忆起一段当年的笑话,笑容爬上了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庞。我看着此时的姨夫,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半个世纪前庚款留学生的年代。此刻,在我面前的他,已不是一个七十岁的老者,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而这个留洋归来的青年学子,正在和一个与他同年龄的我,兴冲冲的讲叙他的异国游记 … 。病房里荡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姨夫朱觉卿也不是一般人物。朱觉卿,江苏金匮人,1888年生。又名朱箓。当年是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同船赴美留学的70人之一。在李敖的《胡适评传》中附的那张第二批庚款留学录取榜上,朱箓是第七名。他的录取分数还在胡明复、竺可桢之上。朱觉卿回国后,在大学教过数学,做过三十年代全国一流中学 —— 常州中学的校长。后来因仕途之误,长期没有工作。离群索居,郁郁寡欢。就在母亲和我探望后不久,他病情加剧,不久便离开人世。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那天在病房和朱觉卿的谈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朱觉卿在回忆往事时,那前后判若两人的神情。我常想,是什么样的往事能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产生那种发自内心的欢笑? 我猜测,在那欢笑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满载阳光和友谊的人群,那欢笑一定来自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时代。我对他心存感激。在那个“唯革命独尊”的年代,他为我打开了一扇鲜为人知的历史之窗。他让我第一次注意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美国曾经活跃着一个十分特殊的中国留学生群体。

  因为有了和朱觉卿的这场对话,也因为我爷爷的缘故,我常常留心这一段历史。天长日久,我也成了一个庚款留美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庚款留美是一连串复杂历史事件的产物。它是东西文明两大板块直接碰撞的结果。回首百年,我们不难发现,这场庚款留美运动以及随后带起的留欧留日之风在中国现代史占据着重要的一页,因为它曾为急需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重量级的人物。

  这批人是古老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批科学开荒牛。这批人是华夏科学苗圃里第一群辛勤耕耘的园丁。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所长们、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主要学科领头人几乎全都是这批人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那些帮助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的‘二弹一星’的功勋们也几乎全都受过这一代‘赛先生们’的教诲和栽培。那些为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争光露脸的科学名人们,从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华罗庚…也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被这一批人引进科学的殿堂。

  ‘煮酒论英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上个世纪初,正是这一批人,在太平洋的彼岸‘桃园结义’,在大清帝国的废墟上,上演了一场近代‘三国演义’。也正是这批人,在美国的新英格兰‘梁山聚众’,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谱写了一部新编‘水浒传’。不同于刘、关、张的‘复兴汉室’,这批庚款留学生是要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来振兴中华。不同于梁山泊的‘替天行道’,这批留学生的旗子上写的是‘科学救国’。水泊梁山有108条艺高胆大的好汉。而仅庚款的前三批就有180位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赛先生’。 而正是这一批海外归来的‘赛先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

  过去几十年,‘科学救国’长期被当作错误思潮批判。赛先生们的功绩被全盘抹煞,他们的努力反被讽为‘科学救国的梦想’。反观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被定为治国大纲。而正是这一治国大纲带来了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明眼人早就看出,“科学救国”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两个口号,说的就是一回事。倒是两个口号在时间坐标上的跨度告诉我们,从‘赛先生们’取回西方的科学火种到今天,从星星之火到今天的燎原之势,中国人在认识科学的道路上走了整整一百年!

  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美运动,很快就要一百周年了。‘科学救国’的口号当然不用我来为它平反,但作为一段历史的公案,重新评价庚款留学运动和它培养的那批‘赛先生’们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所作的开天辟地的贡献和功绩还是必要的。今天应该是把这一段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时候了。我常常诧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还没有人来写一部‘赛先生’们‘科学救国’的‘封神榜’?

  1911年的留美同学会。前排右起第三人为王璡(季梁),即立在里海大学旗帜后、“Lehigh”的“high”字上方者。前排从左到右的校旗有: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工学院,里海大学。后排从左到右的校旗是:安度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维利斯顿大学。

爷爷的同事查谦
  到1974年,我已在武汉拖拉机厂生活了10年。我从半工半读的学生变成了工人,从学徒变成了“师傅”。我当过锻工,钳工,开过钻床,通过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当上了电工,还是机修车间一个电工班的班长。我并没有忘记小时候要做“物理学家”的理想。要知道,“电工”可是一个机械厂里最接近“物理学家”的一个“行当”。

  此时,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八个年头。眼下厂里又要开展“评法批儒”的运动。其实,即使在工厂,大部分人也都厌倦了永无休止的“运动”。应该说,在文革开始的那两年,在中国这样一个穷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口号还很能挑起人们对生活相对富裕人群和知识分子的仇恨。可现在却完全不一样了。八年了,一切能“平均”的“财富”都“平均”完了, 而且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也早都押上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审判台,被批斗,被羞辱,被摧残 …,可神州却并没有换来春色满园。人们都变得世故起来,许多人公然表示对新运动的嘲笑,不少人毫不掩饰的流露出对知识分子遭遇的同情。

  一天下午,一位家住武汉大学的新工人,在我的工作台旁,和大家谈起了武汉大学‘儒家’知识分子的“逸事”。老校长李达已斗死八年了,大右派曾昭抡死了也有六年,历史系的某某是自杀的,中文系的某某是上吊死的…。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从耳边滑过,她讲起了她的邻居,八十岁的查谦,最近也中风了。“查谦?是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查谦吗?”,我问,“他怎么跑到武汉大学去了呢 ?”。经她解释才知道,查谦的老伴不久前过世,老态龙钟的查谦生活已不能自理,经革委会的批准,他已退掉在华中工学院的住房,搬到武汉大学,和他一个在化学系当教授的儿子同住。

  听到查谦的名字,勾起我的一段心思。文革初期,我在杭州和爷爷谈话时,爷爷曾提到查谦是他的老朋友。而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爷爷就在乱世中死于非命。多年来,爷爷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脑海中映现。我为人生的脆弱而哀叹,也为世事的不平而愤慨。文革中的工厂里,暴戾虚伪成了人们行为的外衣,无知无识成为年青人骄傲的资本。不用问,十年的工厂生活,我也早就是 “言必称革命,往来皆白丁”。然而,心底里,我还是常常留恋过去那些充满真诚和友爱的时光,暗中怀念那些知书达理、循循善诱的师长。我突然生出一个要拜访查谦的念头。我想通过拜访一个爷爷的朋友,寄托我对爷爷的思念。

  我是从许多不同的渠道知道查谦的。据说,早年的查谦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物理学家。国际物理界甚至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谦定理”。我也听说查谦是一个完全与我们革命时代不相协调的学究,据说直到文革前,这位查院长在会上发言,一开口还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在华中工学院上学的同学告诉我他亲眼目睹的的一幕:在一次批斗会上 ,‘义愤’的学生们不断用小石子瞄准台上低头示众的查谦,直到一块石子击中他的前额,鲜血顺着面颊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衬衣上…。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我按计划过江来到珞珈山,找到那位家住武汉大学的同事,请她把我带到化学系查教授的家门前。待她离开后,我开始轻轻的敲门。好一会,门开了一条缝,有人在门背后问我找谁。 “请问化学系的查老师住在这里吗 ?”我问。门开大了一点,我终于看清了一张中年人的脸。他当然不认识我,问,“你找谁 ?”。我说,“我想找华中工学院的查院长。”一丝警觉的神情在他脸上掠过,“这里没有查院长,有事请去华中工学院。”我小心翼翼的说,“我找查院长是私事,不是公事”。接着又赶忙解释说,“是这样的,我的祖父和查院长是过去的同事”。“他现在身体不好,不能会客。”他把住门,显然不为所动。我顿了一下,却不甘心计划了好几个星期的访问就此结束。又说,“能不能请你先转告一声,我祖父的名字叫王季梁”。出乎我意料之外,没等中年人回答我,他的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王季梁 ?王季梁 !请进,请进来。”随着这句话落音,中年人把门开大了。屋里亮了不少。我这才惊讶的发现,原来就在中年人的身后,紧立着一位白发的老人。中年人让到了一边,我猜测他就是查教授,但我没问,因为我的注意力已转到这位老人身上。我正对老人,定睛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我能想象的任何印象中的老人,这简直就是一个聊斋中的鬼影 ! 老人穿着一身病房那种常见的睡衣睡裤,脸色和他的头发一样白,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双颊通红,他的眼睛直勾勾。我不能肯定他是在望着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还是双目失明,他的两腿显然不能自如活动,机械式的前后缓慢的移动。“请进,请进”,老人不停的说着,一面往屋里移步。我突然后悔起来,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来打搅一位重病中的老人。他看我站在门外没有动,又连着说,“请进来,快请进来。”我感受到那一连串“请进”声中,有一种很难在当年一般人身上发现的热情和真诚,我跨过了门槛,走进了查教授的家。

  和当时一般大学教师的家一样,查教授的家也非常简单,进门的客厅,杂乱的放着饭桌、书桌和几张凳子,这已占据了一半的地方。我不知所措的站在门边。经过片刻的犹豫,查教授也开始收拾起厅里的杂物。但老人却没有停脚,还在往里面移步,口里说,“里面请,里面请…”。他的举动出乎我和查教授两人的意外:再往里走,可就要走进老人的卧室了。查教授对他父亲说,在客厅坐吧。可老人坚持说,“里面好,里面好。”查教授和我只好随他走进了他的卧室。卧室更简单,就是一张常见的双人棕绳床,连一张椅子也没有。老人坚持要我坐在床边,而他自己就在查教授从客厅搬来的一张凳子上坐下。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和查谦老人终于都坐了下来。查教授送上了茶,屋里静了好一会。查谦用非常缓慢的语调开始说,“令尊祖父季梁先生是我的老学长。”这第一句话,他用了“令尊”,“老学长”两个与时代完全不相适宜的词。“二十年代,我们在南京一起共事,” 他接着说,“季梁先生比我年长,我大学毕业后到南京高师当助教,他已是留学回国多年的教授了。” 他思路清晰,侃侃而谈。“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一所有国际水准的大学。南京高师师资力量强,基础好,又有一批经历和你祖父相似的留学回来的教授,大家热情都很高,都想用学到的知识,为国家建立一所大学。东南大学能很快就建成,靠的就是师生员工的齐心协力。”接着又说,“季梁先生是化学系的主任,在东南大学的建立过程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23年,我留学回来,在东南大学任教,又与季梁先生共事了好几年。” 老人露出一丝微笑。从笑容中,我发现一种久违的真情。这位老人没有城府,丝毫也不隐藏他的感情。尽管他的瞳孔有点异样,我注意到他的眼神能随着他谈话变化,心想,他大概没有失明。

  查谦接着说,“当年我们大部分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包括你祖父和我自己,思想都很单纯,一心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团体,叫“中国科学社”。季梁先生不仅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还是一个积极的组织人和领导者。大家经常在晚上一起开会,讨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各种问题。科学社几乎每月都会组织活动,把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社员联系在一起。中国科学社还办有我们自己的杂志,叫《科学》。季梁先生是学自然科学的,但他的中文和英文的根底都很深,人又严谨认真,因而,他在很多年里都是《科学》杂志的主编。当年做所有这些工作,大家都是尽义务,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做的。季梁先生曾为这些事付出过大量的心血和努力,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敬重季梁先生的缘故。”

  我倾听着老人的回忆,想象力也随他的思绪翱翔: 我们仿佛来到了二十年代的南京,走进了东南大学的校园,那里没有政治运动,没有阶级斗争,那是一个人人都努力工作,又能和睦相处的天堂…。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人大开会时碰到过季梁先生一次,他提到过他有一个儿子在武汉”,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问,“你父亲的名字应该是‘王启东’吧?”“不是,王启东是我叔叔”,我回答,心中却暗自吃惊。多少年了,他居然还记得王季梁儿子的名字 ! “王启东是东南大学建校那一年出生的,所以你爷爷给他起名‘启东’”。“王启东两三岁时,长得胖嘟嘟,很可爱,你爷爷经常把他带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他在实验室走廊的地板上跑来跑去,我们就会喊,‘启东,启东,起咚咚’。”

  ‘启东,启东,起咚咚’,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暴的风吹雨打,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面前,念起了呀呀学语的童谣。要知道,在文革当年,他是属于那种没有权利欢笑的人,笑,也是要有勇气的。我想,谈话一定触动了他深藏在心底的一片珍贵的记忆,因为我注意到,就在他念起‘起咚咚’的时候,他的双眼折射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光芒。那光芒显示着这神情呆滞的老人实在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对二十年代的南京有一片深情,他对他亲手参加建造的东南大学有一片深情,他对曾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共同奋斗过的同志和朋友有一片深情。

  我问查谦老人是否知道我祖父去世的消息。他点点头说,我们前几年就知道了。大家都很震惊。他问起,季梁先生有几个子女?有几个孙辈?我告诉查谦,爷爷一共有三个子女,八个孙儿孙女。话到这里,我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我对查老说,“我爷爷有八个孙儿孙女,只有我姐姐一人上过大学。” 或许查谦从我的话音中听出了我的伤感,或许是这句话,把老人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的世界,或许两者兼有,他突然大声说,“你们现在好啊,你们现在好啊。在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我们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惟有读书高’。你们今天可以选择的路很多,行行出状元啊。” 记得当时,我总以为这是查老言不由衷的一句话。直到几年后,我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研究生,开始学会换一种方式思维,这才体会到他说那句话的苦心:他知道那种‘生不逢时’的心态对我毫无用处。他是以他那一代人的眼光提醒我,不必怨天尤人,要自强不息。

  结束了和查老的谈话,他送我从房里出来,碰上在客厅里等候的查教授。查老对他儿子说,你应该记得季梁先生吧?那年你大学毕业,我还叫你写信去请教季梁先生的。查教授摇摇头,表示记不起来了。我在一旁暗想,这位老人实在天真,这是什么年代!要是真把他的儿子也扯进这些陈年旧账里,还不知会给查教授带来多少麻烦和脱不了的干系。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那位家住武汉大学的同事走过我的车间,特地绕到我的电工房,告诉我,查谦死了。“春天里,查谦感染了肺炎。以前每次打过青霉素就会好。这次送到医院,医院说,青霉素用完了,他在医院躺了两天,就死了。”她说。 我没有说话,心想,死,对查老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他的灵魂一定去了东南大学,那里有他的激情,有他的理想,有他的中国科学社,有那弥漫着人性的校园,有那充满人情味的实验室走廊…。我又想,爷爷在天国里,又多了一位老朋友。至于我,人生的路还要奋力向前,查老不是说过,“行行出状元”。

1920年王季梁全家 (左起:王季梁,王秉忱,孙珍如,王宝琳,弟弟王曰玮)

爷爷的学生伍献文
  1975年是透露出春天气息的一年。 先是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上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接着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而自从胡耀邦主持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以来,科技界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一天,一位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朋友来我们10 平方米 的家作客。她谈起科学院水生所落实政策的动态,提到被批斗多年的伍献文 院士又重新被任命为所长。“伍献文也解放了?”,在一旁默不出声的爸爸突然开了口:“伍献文过去和我很熟,他也是九三学社的,文革前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 “真的吗?”,这位朋友惊喜的叫起来,“我一直想去水生所工作,可惜没有门路”。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县中学当教师。她求我爸爸帮忙,“王伯伯,能不能请你找伍所长帮我推荐一下。” 我在一边着急,心想,这人真是病急乱投医。当然,外人不知道,爸爸当时还是一个“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的罪人。爸爸一辈子既不会拉关系,也不会和人打交道。自从文革以来,父母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几乎全都没有来往。就算爸爸文革前认识这位伍所长,至少他们也有十年没有见面了…。可是经不起这位朋友的再三恳求,或许爸爸也想试探一下昔日“九三学社”的朋友们对他的态度,总而言之,爸爸答应写个信给伍献文,让我给送去试试。

  我骑着自行车,找到东湖边上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同志,我想找伍献文,伍所长,”我对传达室的门卫说。 “你找他做什么”,门卫看着我一身工作服,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有一封信要交给伍所长。”我说。“他现在忙,你把信交给我就行了。”我当然不会把信交给他。那时候,一张纸条,一封信都可能成为日后写信人和收信人双方挨整的材料。 “我还有话要对伍所长说,我就在这里等一等吧。”我坚持说。我等了一会,门卫看我真要在传达室等下去了,只好和里面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电话又响了,他把电话递给我说,这是伍所长,你自己说吧。我接过电话,对电话中说,我是王秉忱的儿子,父亲有一封信要交给伍所长。我原以为,伍所长会请门卫放我进去,没想到伍所长说,他马上就出来。我放下电话,果然,没多久,一位老者穿过院子,翩翩而至。

  当时的伍献文,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他身材匀称挺直,面色红润,鹤发童颜,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我拿出爸爸写的信,交到他手里。他边接信,边微笑的问,你父亲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了,他好吗 ?那时候的人说话都习惯张开了嗓子喊,声音小了,人家会说‘文质彬彬’,‘不革命’。而他正是一位说话轻言细语的人。他和传达室的门卫打过招呼,转身对我说,我们走吧,到我办公室去坐坐。这话倒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起来,我原只想能见到他本人,把信交到他手上,就算完成任务了。根本没奢望去他办公室坐。我随他穿过了一排排实验台,走进了他的所长办公室。他让我坐下,自己打开信看起来。看完后,就对我说,水生所最近有些研究项目要开展,技术人员不足,是准备招一些生物专业的毕业生。所里也不时收到一些简历,请转告这位同学,如想来工作,请她直接将简历寄到所里干部科,我们会统一考虑的。接着说,回去向你父亲问好,要他保重身体。又说,你既然来了,帮我带这个口信,我就不另外给你父亲回信了。来之前,我心中无底,生怕会碰钉子。没想到伍献文这样亲切爽朗,我心里也如释重负。

  接着,伍献文又开始问我在那里工作,干什么工作。我和他这是第一次见面,可他望着我,笑眯眯的问,像是见到了久违多年的老朋友。我一边回答,一边在心里纳闷,他欲言又止,仿佛还有什么话要说。果然,又过了一会,他终于说出了一句使我吃惊的话,“你知道吗,我还是你爷爷的学生哩”, 他面带微笑,认真的说。这话确实出乎我的意外。原以为,伍献文就是我爸爸认识的朋友。没想到他还自称是爷爷的学生。转念一想,伍献文肯定不是爷爷直接教过的学生,不然为什么爸爸没有提起过。想到这里,我问,“伍伯伯,我爷爷在哪个学校教过你的 ?” “是在南京高师。那时候我才十八、九岁”。“你真上过我爷爷的课?”“当然是真的。我们当时一整年里,两个学期的化学课都是你爷爷亲自教的”。“你爷爷讲课非常生动,抑扬顿挫,深入浅出。同学们都喜欢你爷爷教的课。”他又说,你爷爷不但教过我们化学,他还教过我们的物理。这又让我吃惊。我爷爷是学化学的,怎么会教物理 ?他又解释说,那时学校的师资不足,像你爷爷这样的教授往往要开几个不同专业的课。他又说,“那时候,学校的学生少,师生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水生所的王家楫 所长和我是同班同学,都是你爷爷在南京高师教出来的最早一批毕业生。我们在一起,一谈起我们在南京高师的生活,就会谈起你爷爷。” 他望着窗外,深情地说,“当年我受你爷爷影响很深,我从南京高师毕业时,开始就是准备学化学的,后来才转到了水生生物专业。”我知道伍献文是我们国家的一流生物科学家,国际知名的权威。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段经历。他又说,“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开会,听说你爷爷也来了,我还专门到他住地去看过他,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 他兴致勃勃地讲,像是在讲述一段最近发生的故事。我听他讲着,心里悲哀起来,爷爷可是早就不在人世了啊。我对伍献文说,“爷爷是1966年去世的。伍伯伯知道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吗?” 他神色凝重起来,点点头,没说话,继而望着窗外,黯然神伤…。

  我从伍伯伯的办公室出来,他坚持把我送到大门口,看着我取出自行车,挥手目送我离去。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老在想,这位老人真是有情有义,就是对我这个晚辈太‘客气’。直到快到家了,我才猛然醒悟,这那里是什么‘客气’,爷爷去世十年来,我是他所碰到的第一个王季梁的亲人啊。

  文革后,我留学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通过对美国社会的长期观察,我发现尽管西方文明和我们东方文明有相当的差距,但在‘人性’这个问题上,两种文明,实际上还是非常接近的。比喻说,不论在哪一种文明,一个人去世,他的亲友都会悲伤哭啼。认识他的人们也会聚在一起,用追悼会和追思会来表示自己的悲痛和哀思。

  你能描绘一个抽掉了‘人性’的社会是如何运转吗?你能够想象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的面目有多狰狞吗?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就请到六、七十年代的大陆中国来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人实在是太想把自己的国家从一个受尽西方列强欺侮的“一盘散沙”中解脱出来,正因此,新中国一建立,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三十年间,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打作‘凝聚散沙’的旗号。然而,良好的愿望到了觉悟和素质都不够的中国人的手里,终于变成了恶梦:大多数的中国人,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功,都将自己的“心”(即人性)交给一架名字叫“国家”的机器。而没有了‘人性’的‘自己’就成了这架机器中冷冰冰的零件和驯服工具。在当时的社会,‘感情’是有‘原则’的。比喻说,一个革命领袖死了,你必须悲哀。而你那“革命对象”的父母、亲友死了,你要冷若冰霜,要有‘铁石心肠’。至于那抽去了‘感情和人性’的追悼会则赤裸裸的就是一场虚伪的政治游戏。

  无视“人”的价值的中国人,追求‘一个领袖’,追求‘统一思想’,追求了几乎一个世纪。‘散沙论’啊,‘散沙论’,天下有多少罪与恶都是在你的名义下进行 ? 直到最近这二十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社会的灵魂其实就是人性和人情。没有了这些,等我们把‘一盘散沙’铸成‘钢筋混凝土’,我们的民族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在那个时代,还是有许多勇敢的人一直在用他们的自身的行为捍卫自己的‘人性’。而伍献文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尽管伍献文在科学研究的成就上早就超过了他南京高师的先生王季梁,但他始终对这位把他引进科学殿堂的启蒙老师怀有一种深厚的师生情谊。我猜想,那天在办公室里,伍献文开始是想要我带话给父亲,转达他对爷爷的哀悼。后来他改变了主意。他对我这个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是王季梁的学生。他真情地回忆他和爷爷相处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见面实际上就成了他对老师的一个小型追思会。

  几个月后,我父亲去世了。他死在1976年的2月1号,这个月正是‘批邓’和‘反对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化,也由于父亲所谓的‘政治问题’,设计院一直不愿给他开追悼会,以后勉强同意开了,又坚持不称他作‘同志’。这样,作为文革前的一个总建筑师的追悼会,院中科室级以上的技术、行政和党的负责人,竟无一人出席。我忍着悲痛去找伍献文。伍献文当即表示他会去追悼会,同时又带我去拜访了也因九三学社而与爸爸相熟的王家楫所长。最后商定,他和王家楫所长会一起去参加追悼会。

  连日来,为开追悼会,我独自和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抗争。每当我想起父亲二十多年前参与创建的这个设计院,想起他勤勤恳恳工作的一辈子,我感到心寒,感到孤单。两位院士级的科学家甘冒政治风险的到来,带给我一种人间的温情。我想起了那天伍献文和我谈爷爷时的种种情景,我想起了爷爷…,我突然意识到,尽管我生活在一个无情的年代,尽管我处在一个无情的世界,但我的周围还有着有情的人,有情的心。

文革中的1974年, 王季梁的三个子女:王宝琳,王秉忱,王启东

和爷爷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已经过去四十年了,那文化革命的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爸爸 在六月里就从总建筑师的位置上停职劳动。娘娘 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八月的红色恐怖一起,她马上成为街道里第一批的牛鬼蛇神。花白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光,一连几个星期都遭革命群众游街批斗。家中从家具、存款到自行车、收音机的几乎所有财物,也都在一队队‘革命的’少男少女们的连日轮番的‘革命行动’中,荡然无存。楼上的周伯母本来无事,只因一句话,被附近一群中学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我当时是武汉机电工人学校的一名半工半读学生,虽然涉世未深,但也直觉大难临头。遵照学校工作组的指示,我和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天天都在战战兢兢地等待随时都会降临的灭顶之灾。

  夏去秋来,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落下。一场由红卫兵的‘抄家、破四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慢慢转化为‘革命小将的全国大串连’。作为一名黑五类的子女,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外出串联的,只是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是由工厂代管,而工厂主管们的政治嗅觉远没有上层建筑里的那些“政治动物”敏感和善变,因而我和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才有幸混进了大串连的洪流。我们一行八个人在两个红五类出身、有红卫兵袖章的同学的‘带领’下,从汉口火车站挤上了京广线南下的火车,在株洲转车,在南昌呆了两天。随后又搭上火车,来到了杭州。

  一到杭州,大家都忙着计划去西湖,而我是另有打算。不久前,从叔叔的来信得知爷爷 家被‘抄’了,工资也停发了。离开武汉前,娘娘再三嘱咐我,到杭州,一定要去看看爷爷。我避开了众人,只把我的去向告诉了一个与我要好的同学,第二天一早,就乘公共汽车去了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的校园里人山人海,没费多少时间我就找到了机械系大楼。叔叔王启东 是这个系的系主任,由于不知道他被冲击的程度,我没有去找他,只是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栏前转来转去。很快我就感觉到他还不是机械系冲击的对象。可正当我在为他庆幸时,一张贴在十分显眼位子的大字报映入眼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启东要彻底交待自己和老婆的一切反动罪行 !”。看到这里,我知道今天我是不能去找叔叔了。我一分钟也没有多留,转身出了浙江大学的大门,直奔杭州大学而去。

  比起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校园要小得多,政治运动的气氛也没有浙江大学火爆。我依旧在校园的大字报栏前转悠。一遍走下来,我没有看到针对爷爷王季梁的大字报,只有一张矛头指向系领导的大字报提到爷爷的名字,称学校重用‘化学界的祖师爷王季梁’云云。看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心想,“爷爷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名”,跟着就开始去找杭州大学的宿舍区了。

  我上一次到杭州大学还是1961年的寒假。当时爸爸带着我和弟弟从上海来看过爷爷。虽说就呆了两天,但我相信我还记得爷爷的家。然而我找到了爷爷家所在的小区,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爷爷家那带篱笆的小花园。我知道在杭州大学,只要我开口,一定会找到人告诉我王季梁的家,但我坚持谁也不问。早就是惊弓之鸟的我,深知我的任何一个不慎,都会给我的家人铸下大祸。就这样,我盲目的转了大半个小时。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问人,我是不大可能找到爷爷的家了。‘问路’还是‘不问’,开始在脑子里斗争。我又想,也许人类那乐于助人的本性一时还不会被无情的革命原则所完全取代吧 ?我决定再相信一次。我打量起过路的人,不一会,走过一位教师模样又貌似善良的中年妇女。我走上前去,问她是否知道王季梁的家。果然,我的判断没有错,她既没有问我是什么人,也没有盘问我为什么要找王季梁,十分热情的就把我带到了爷爷家的门口。

  爷爷住的是一栋小楼的底层,为我开门的是他家的中年保姆。听说我找王季梁,就把我让到了房里。其实进门就是客厅,我一眼就看见了爷爷,爷爷那瘦瘦的身材和特有的山羊胡子与五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气色和精神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要好。房里一共三人,爷爷、继奶奶德蒙铁 和保姆。看到桌上的饭菜,我才意识到已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了。看来他们的中饭已快吃完,吃的是西餐,桌上摆的是面包、牛油和汤。爷爷从饭桌边站了起来,听说我还没有吃饭,就让保姆为我下面。我也在饭桌旁坐了下来。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不会超过六十平方。厅的另外两面墙开有三扇门,分别通向三个小房间。客厅铺着油漆地板,明媚的阳光从窗子里洒进来,把屋子映得很亮。在工厂里呆久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温馨的房间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曾被抄过家,还真以为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见到亲人,大家都很兴奋。一来我是不速之客,二来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注意到继奶奶德蒙铁一直微笑着注视我。然后用英文和爷爷说了句什么。从她的神情和我有限的英语,我猜她是说,‘这孩子长得很漂亮’。德蒙铁下午还要到系里去开会,吃过饭就匆匆走了。

  等我吃完面,房间里就剩下我和爷爷两人。我转达了父母的问候,也简单谈了我们家的情况。我说爸爸已停职劳动,但工资还没有停。又说,娘娘听说爷爷的工资停了,问爷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爷爷说,钱他不需要,他的存款已发还,工资也已解冻。他又解释说,红卫兵来扫四旧时,开始没打算抄家,来后临时改变了主意,于是就抄家了。以后‘上面’说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象,红卫兵就把抄去的大部分东西发还了。不过红卫兵认为爷爷的书都是‘封、资、修“,因而那放满中外专业书籍和《二十四史》的书房还贴着封条。我提起上午找他寓所的经过,爷爷叹息的回答,你奶奶喜欢养猫和种花,红卫兵和附近的一些中学生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是把几只猫弄死了,以后又来把花扯掉,最后就把竹篱小花园给拆了。

  从篱笆和花谈起,我告诉爷爷几个月来我所看到的各地的种种混乱景象。事实上,目睹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也常常在想,‘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时对我唯一有说服力的,是不久前读到的一句毛主席语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句话的逻辑是,今天的“大乱”,是为了明天的“大治”,因此不要怕乱。据说这是引用古人的一句话。话到这里,我就把这句似懂非懂的‘至理名言’说给爷爷听。爷爷听后,笑了笑,却并没有如我希望的引经据典地加以解释。谈话停了片刻,爷爷突然问,天骏,你读过三国演义吗?我回答说读过,他又问,你记得三国演义中的某某吗?我说,知道。他于是讲起某某的故事。他讲的详细又生动。事隔多年,我早已记不起故事中的主人翁了,但仍然记得当时我曾为他对三国故事的熟悉所惊叹。他讲完一段,又开始了另一段,讲完两段故事后,他对我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一定要多读,常常读。几十年来,对这段话我一直记忆深刻,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三国演义。要知道,就在窗外的那个世界,我们每天灌输的可是‘毛主席的语录要天天读’啊。

  因为我从武汉来,他说起武汉他还有几个老朋友,一个是曾昭抡 ,一个是查谦 。这两人都是武汉市的名人,我正好都知道。曾昭抡做过高教部的副部长,五七年打成右派后,被调到武汉大学当化学教授。我告诉爷爷, 曾昭抡被斗得很厉害,听说已自杀(注释)。我又告诉爷爷,作为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查谦在院里的大会上也已斗了好多次。得知查谦是爷爷的老朋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和弟弟都因政治条件的影响上不了大学,而爷爷却从未提过他有一位老朋友在武汉当大学校长。谈完了他的这两位朋友,他又提到他有一位湖北籍的老友张子高 。张子高是他留美的同班同学,也是化学教授,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这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只是诧异怎么爷爷的朋友都是大学校长。

  我突然想起了一直想问爷爷的一个问题,“爷爷”,我问,“毛主席是否真请你吃过饭?”。爷爷回答,“吃过饭是事实,但不是专门请的。当时政协请客,我们那一桌有八个人,我正好坐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中间”。我意犹未尽,又问,“那肯定是特意安排的吧?”,爷爷摇摇头说,“我看不是,只不过是碰巧而已”。我请爷爷谈谈当时吃饭的情景,他说,“吃饭前毛主席简单问了几句,没深谈”,接着又说,“毛主席烟抽得厉害,一支接一支。周恩来很能喝酒。”又说,“毛主席的前额饱满,看上去精力充沛”。

  我注意到饭桌旁的墙上有一张白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也看得出是爷爷的笔迹。他看见我在看语录,就笑着说,“来的红卫兵批评我家里没有毛主席语录,我就自己写了两张,手没有力气,写歪了”。那行字是歪了,从左向上斜,起码歪了二,三十度。

  我提起爸爸娘娘都担心爷爷的处境。他解嘲地说,抄家后,周围的人都以为这家人政治上完了,没想到后来我又收到国庆观礼的通知,现在大家又开始另眼相看了。又说,“观礼那天,我去站了几分钟,站不动了,就回了家”。我向爷爷询问了叔叔家的情况,得知叔叔家虽然因为婶婶的地主成分牵连也抄过家,但他有时还能来看看爷爷。 我告诉爷爷早上我在浙江大学看到的大字报。我问爷爷,叔叔家我要不要去?他想了想,说,这个时候还是不去为好。一转眼,我和爷爷聊了近两个小时。我想起爷爷是近八十的人了,不安的说,“爷爷中午要休息,我走了”。爷爷说,我没关系。一再表示挽留。后来看我执意要走,又说,要不,你就在客厅里休息一会吧。我仍坚持要走,于是和爷爷再次告别,走出了他的家。

  出了爷爷的家门,我又溶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校园大字报的海洋里千头攒动,两旁的教室传来阵阵‘语录歌’的歌声,高音喇叭中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仿佛感觉到空气中也带有一种威严和正气。不知为什么,我对眼前的一切突然没有了来时的那种激情和兴趣。出了杭州大学的大门,我盲目地向前走,直到远处的一座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平时就对山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此时就更无犹豫,马上直奔山脚而去。山不算高,不一会,我就爬到了山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到达山顶的那一刻:我的眼前突然开阔,前方是一望无垠的天际,脚下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大湖。那天的天气很好,兰兰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霎那间,我的神智发生了混乱,我究竟到了哪里?,难道我发现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天地?过了好一会,我才确信我脚下的这片碧波万顷的水面就是西湖。我来杭州至少也有五六次了,每次来都是由爸爸和娘娘带着,尽管我们每次都游西湖,但从来没有登高俯视过。说实在的,这次来杭州,我根本就没打算游西湖,杭州的“土地神”和我开了一个玩笑,西湖还是让我见到了她。

  我在山顶朝湖的一块巨石上坐了下来,陶醉在大自然的壮观之中。沉思中我回想起了小时候每次来西湖的美好时光:记起了叔叔婶婶陪着我们一家在西湖上泛舟,在虎跑饮茶;也记起了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还有平平和我们全家一同在岳坟里“精忠报国”的石壁前合影。 这半年来,围绕着国家和家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太快了。当年的我,也是个热血青年,自觉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记得每当在报纸上读到“决裂旧世界”及“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类的文章,我也会为自己在参与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兴奋不已。然而更多的时候,我在为自己家庭成为革命的对象而悲哀,为自己的前途而忧心。

  这次来杭州看爷爷,原以为就是一次探望,没想到成了一次长谈,上了一堂课。从小我见过爷爷很多次,但由于有父母在,轮不到我们小孩子说话。今天可是我第一次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和爷爷交谈。爷爷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近距离的接触,反而使我很快就消除了从小对他形成的敬畏。我是一个工厂的学徒,他是留过洋,见过世面的大学者,但当我和他谈话,完全不觉得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我能感觉到,虽然我和他同处在翻天覆地的变动旋涡中,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反应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一种气势和态度。那是一种不卑不亢:不为豪言壮语而激动,也不因圣人的光环而自卑。

  和爷爷谈过话,我感觉一种无名的轻松。我发现,原来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承受的紧张和压力能被历史的视野所缓解。在爷爷的眼里,我们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似乎并不比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时代’更神秘。爷爷亲口谈出的‘和毛主席吃饭’的故事,把我心中的毛主席由神变成了一个喜欢抽烟的普通人。我也注意到,当我谈到他的那些老朋友们的遭遇时,他的反应和神情出奇地平静,或许他的一生见的太多,生死早就置于度外?或许他的平静多少包含着一个自然科学家在‘政治’面前无能为力的遗憾?我回味着和爷爷的每一段谈话,思索那里面点滴闪光的东西。

  我后悔过去没有多接触爷爷,也记起了1961年和爷爷的一次对话。那天,大人们围着爷爷说话,孩子们在跑来跑去。爷爷挑了一个人不多的时候,坐到我的身旁,问,“天骏,你将来想学什么专业?”没等我回答,他又问,“将来学‘化学’好不好?”。对他来问,我没有思想准备,但对他的问题我却早有自己的答案。我告诉爷爷,我从初二开始就喜欢无线电,我想学‘物理’…,谈话很快就结束了。我感觉得出爷爷些微失望,并不经意我竟是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一个聆听教诲的机会。其实我喜欢物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影响于一本 “趣味物理学”的少年读物。而这本书,正是我进初中那年,爷爷从杭州寄给我的。随后几年的工厂生活和社会经历,使我认识到像爷爷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并不是生活中随处都能碰到。我为我有这样一个爷爷而自豪,也为没能和爷爷生活在一个城市而惋惜。不知不觉中,我已在山顶坐了几个钟头。太阳落下了天边,晚霞四处飞扬。我边朝山下走,边在心里想,春节一定再来看爷爷,再来和爷爷纵谈天下。

  然而,就在我离开杭州两个月后,噩耗传来,1966年12月28日,爷爷被一个以红卫兵身份撞进家来抢劫的大学生杀害了。此人从抄家红卫兵们传出的内幕消息中得知,这家老教授抄家的钱财已经发还。

  我和爷爷的第一次长谈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赛先生和启蒙运动

  秋月春风,岁月始终未能冲淡我对爷爷那次谈话的记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句我告诉爷爷的毛主席语录,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时至今日,事情早已昭然若揭:晚年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天下大治”的灵丹妙药。因为除了“反修防修”的口号和一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外,他没有符合科学的施政纲领。一场文化革命,让十亿人在动乱中挣扎了十年,中国的经济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只把文化革命的罪名推到一个人的头上是不够的。通过几十年来的思索,通过我在美国二十年的观察,我认识到,文化革命发生的根源并不在一两个人,而正是由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

  我发现,如果毛泽东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国家领袖,他根本无法发动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因为在那个社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人性的底线。那就是,承认‘人’生来就有追求自己个人幸福的权利。不论你要‘天下大乱’的理由如何冠冕堂皇,人们永远也不会把自己的尊严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交给‘你’。 然而,中国人,即使是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国,中国人从来也就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为‘皇帝’而活,为‘光宗耀祖’而活,为父母子女而活,到了毛泽东时代,为‘党的事业’而活。中国人从生下来就有‘原罪’:追求物质享受,心思淫欲,有个人主义思想…,凡此种种,都是罪名。很少有人反问,这些真都是‘罪’吗 ?可怜的中国人,一辈子有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太多的枷锁,却很少有做人的权利。“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让人活得理直气壮,那么他的人民在‘交心运动’,‘思想改造’,‘斗私批修’这些动辄波及上亿人的群众运动中煎熬数十年,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文革中,一个邻家笑容可掬的花季少女,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眼睛充满仇恨的打手。几个平时彬彬有礼的少年只因有人批评他们的‘革命’行为,就把一位老人拖到学校打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从小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生命和人性这些字眼的空间。他们所受的教育全都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把生命献给党的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反革命分子’的生死 ?! 我们山呼万岁,我们大跳‘忠字舞’,我们‘三忠于,四无限’,‘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中国的文化本身的缺陷给政治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善良的中国人在‘人性’观念上的盲点,用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去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记得我和爷爷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语录时,他不回答我,却把话题转向了“三国演义”。在当时,我就感觉,他并不相信那‘天下大治’的神话,但我不懂,他为什么不信。直到十几年后,自己走出了国门,走进了科学王国,亲眼看到了西方人对科学的那种尊重,亲身体会到科学的力量,才深深为科学和科学家们在中国的命运而震撼。等到自己熟悉了西方人的生活,了解了西方人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才真正认识到,西方社会近几百年的进步,秘诀就在于他们在‘天赋人权’和‘人道主义’这些观念上比我们有先知先觉。 ‘天赋人权’视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为最高价值,不容忍以任何借口把神权和政治强加于个人。‘人道主义’代表人类的一种良知,尊重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存在和尊严。主张对他人施之以爱,主张通过博爱精神来解决社会矛盾。任何在西方社会生活过的中国人,哪怕你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只要你认真思考这些观念,你知道,真理在他们那一边。

  一个尊重科学的文明,相信进化论,相信循序渐进,相信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反观我们自己,在我们 150年的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义和团’,‘红卫兵’和‘法轮功’这些非理性的、叫人献身的迷信团体总能在中国人中找到它们的追随者和市场。生活在神州大地的老百姓,老是相信只有‘英明领袖’和‘伟大导师’才能带来‘天下大治’。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读书人蔑视科学,习惯于“空谈”和简单的结论。我们的文化教育出来的年轻人,特别爱听“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诸于此类的廉价豪言壮语。

  对照西方文明史,中华文明的问题就在于,在认识“神与人”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真正走过人性觉醒的“文艺复兴”时期(The Renaissance)。在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的文明也没有经历过追求博爱的“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 Age)。 我们的中国文明中也缺少一大批像Erasmus,伏尔泰、卢梭和雨果这样的人文主义的大师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家。

  回想起来,爷爷到美国留学,和胡适一同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那一代人实际上是很清楚中国落后的症结。这批人头脑新,学有专长,海外归来后,立即就投入了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先生”(“赛先生”)。而正是在“赛先生们”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变成了“科学、人性、博爱”的三重奏。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自己的“启蒙运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涵盖了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再造中华文明”的三重任务。

  然而,西方文明高明,不等于西方人会尊重你东方人的文化和思想感情。西方国家对于落后文明的改造和振兴从来就没有兴趣和耐心,他们要你接受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民主、西方的宗教和西方人的全球利益。面对“巴黎和会”上以势压人的列强,中国人怒火中烧,“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一个大多数人在贫困线上挣扎又极度贫富悬殊的社会早就为“革命”准备了条件。烈火干柴,“救亡”终于引来了一场“革命”。

  时代把‘赛先生们’推到了一边,历史把机遇给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最大成绩就是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革命”的最大代价就是打断了正在进行中的“启蒙运动”。应该说,在“革命”收到“救亡”之功之后,执政者们也曾经试图再次回到赛先生们所倡导的“启蒙”道路上来。遗憾的是,“革命者”大都不是“赛先生”。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科学的摧残愈演愈烈。到“文化革命”爆发,神州大地上出现的是十年“反科学和反人性”的恶性大发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化革命”就是“‘救亡’压倒‘启蒙’”的中国人吞下的自己种的一颗苦果。“文化革命”是对长期忽视科学和人性解放的中国人的一种惩罚。

  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险象环生,但总算走了过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注意到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愈来愈频繁使用的两个词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 这简直与当年赛先生们“科学、人性解放和博爱精神”的提法如出一辙。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成是一段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方向的缆绳,只是它的中间打有一个沉重的结,这个结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曾经是中国人的一场灾难。但是这种经验也能成为中国人前进路上的精神财富。中国人应该牢记文化革命的沉痛教训,不再偏离“科学、人性、博爱”的社会发展方向。 “东方既白”,中国人今天正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我想说,“改革开放”只是日出前的一片朝霞,又一轮“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才刚刚开始。你看,她正在东方的地平线下,喷薄欲出,跃跃欲试。

  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分。“启蒙运动”并非像西方文明史的教科书写的那样浪漫。文明失落的时代注定了老一代赛先生们悲剧人生的命运。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童话,“丹柯的心”。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一个民族被赶进了原始森林,在危难的关头,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勇士丹柯,自告奋勇的率领着疲惫不堪的队伍行进。队伍迷路了,人群怀着怨气和恼恨向丹柯扑去。丹柯为了表明自己的爱,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自己的心。这颗心飞散而去,变成许多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凭着星光,人们终于走出了森林。而丹柯却倒下了。爷爷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千百万‘丹柯’中的一员。当他在1966年最后倒在书桌下时,他的书案上还摊着一部未写完的“中国化学史”。

   今年是爷爷40周年的忌年。 2006年,也是王季梁,这个来自浙江黄岩的年轻人,满怀理想走进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的100周年(注释) 。我在无意中用100减去40,惊奇地发现,王季梁在科学道路上的人生是整整一个甲子,六十年。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爷爷的人已经不多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正在慢慢少去。我常想,他和他的那一代人曾经为振兴中华的文明鞠躬尽瘁,他们被一个非常的时代所绞杀,正在为另一个时代所遗忘,他们能被遗忘吗? 在那晴朗的夏夜,我常常仰望天空,在想,爷爷今天是在哪一颗星星上 ?

1965年爷爷王季梁和爸爸王秉忱在杭州

注释
1 王冕有“我生山野无能为,学剑学书空放荡”。王季梁的“学剑学书余笔砚”一句,或许也有相似的感触。

2 扬州八怪黄慎的名句“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中有“夜雨”,“晴窗”二词。王季梁在诗中借用了“夜雨”,“晴窗”抒发自己对于坎坷人生“寒中暖”、“苦里甜”的一种心情。

3 古人称“大梦初醒”为“大觉”。诸葛亮有“大梦谁先觉”之句。“欲向梦中寻大觉”,似乎有庄子的“庄公梦蝶”的寓意。诗中末句“南华秋水读终篇”中,“南华”指《南华真经》,即先秦道家代表作《庄子》。唐玄宗於天宝元年,追奉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庄子》尊称《南华真经》。《庄子》有内外篇。内篇有《逍遥游》等。外篇中有《秋水篇》。“秋水”即指《秋水篇》。“望洋兴叹”,“井底蛙”,“邯郸学步”等哲理性典故均出自《秋水篇》。

4 王天骏,1964-1978的十四年期间为武汉拖拉机厂半工半读学生和工人。1978年考入华中工学院研究生班。1980年留美,1986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现住美国。为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联系方式:(手机)1364-264-8064; e-mail: digitianwang@yahoo.com.

5 伍献文 (1900 — 1985),浙江瑞安人。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1927年获厦门大学理学士学位。1932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工作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主要著作有《中国鲤科鱼类志》全书共70余万字,是研究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全国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湖北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6 王家楫 (1898-1976),江苏奉贤人。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师。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5年江苏公费留美,1928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王家楫曾在美国《科学》(Science)等权威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有关原生动物分类、生理、生态的论文,受美国生物学界高度重视,在美先后被聘为美国韦斯特生物研究所访问学者,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斯特林研究员。1929年回国后,曾任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五十年代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王家楫曾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7 作者的父亲王秉忱(1910-1976),浙江黄岩人,1935年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1935-1940年间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40年后任申福新公司建筑师。五十年代后,长期担任中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曾任全国建筑学会理事,湖北省政协委员。五六十年代曾主持中南地区众多重大建筑工程设计。曾是五十年代重建黄鹤楼方案的设计人。主要代表作有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总体规划、省政府洪山礼堂、武汉剧院、东湖宾馆、九女墩烈士陵园等。文革期间,受政治、精神和生活上的迫害达十年之久,1976年春因心脏病去世。

8 无锡人称母亲为娘娘。作者的母亲章映芬(1912-1994),江苏无锡人。1937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教燕京大学。1937年加入荣氏集团汉口申新纱厂,任总务主任。抗战期间,投身迁厂救国运动。曾为我国工业界领袖林继庸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回忆录中誉为我国抗战期间工业界十大杰出妇女的第一名。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在致总经理李国伟的信中也称章映芬为“十分干练的女子…公司难得的人才”。1950年曾任重庆申新纱厂厂长。因曾在抗战期间负责过内迁工厂的国民党党务,1952年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判刑。1984年经重新审查为无罪平反,定为行政十级干部。1989年赴美与子女团聚。1994年在美去世。

9 作者的祖父王季梁,又名王璡 (1888-1966)。是1909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的庚款留美学生。与秉志,梅贻琦,金涛,张子高,胡刚复等47人同为清华大学史前的第一届毕业生。王季梁早年就读京师大学堂,是美国里海大学学士,密尼苏达大学硕士。1915年回国后,曾任教湖南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四十年代中,曾多次担任浙江大学代校长。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理事,总干事,社长。并在二、三十年代长期担任《科学》杂志主编。曾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参与创建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化学所所长(1928-1934)。王季梁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学科的开创人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三十年代曾参与建立“中国化学会”,并为第一任会长。五十年代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10 作者叔叔王启东(1921- ),1943年浙江大学毕业。1947年公费留美,1948年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爱荷华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任教浙江大学。曾任机械系,冶金系,材料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历任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现为浙江省民盟荣誉主委。

11 作者继祖母德蒙铁 (1903-1969),拉脱维亚人,早年攻读师范戏剧专业,精通俄、德、英、法等多种语言,在文学、艺术、教育方面均有造诣。二战后流亡中国。1939年在遵义为浙江大学聘为德文教师。1942年与王季梁结婚。1953年加入中国籍。长期任杭州大学外文教授,深受学生尊敬爱戴。王季梁去世后,德蒙铁被诬为国际间谍,隔离关押,与亲人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1968年在关押中中风瘫痪,去世时无人知晓。骨灰盒放在学校政工部门达十年之久。

12 曾昭抡 (1899~1967),湖南湘乡人。 1920年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化学教授。五十年代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曾昭抡是王季梁二十年代中央大学时的同事,也是王季梁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工作时的同志和朋友。

13 查谦(1896-1975),安徽当涂人。1919年金陵大学毕业后曾任南京高师助教。1923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55年起任华中工学院院长。是王季梁东南大学时的同事,也是王季梁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工作时的同志和朋友。

14 张子高(1886-1976),湖北枝江人。与王季梁同为清华大学史前第一期留美生(1909)。 赴美后,又与王季梁同入麻州科兴学院(Curshing Academy,大学预科)学习。191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学士后回国。1962年后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二十年代曾与王季梁同在南京东南大学共事,也是王季梁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工作时的同志。张子高与王季梁在1909年初到美国时,曾住在同一家照顾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晚年又同在中国化学史的领域中切磋。两人在科学的道路上有近六十年的友谊。

                      相关连接:王士骏宅(城关双桂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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