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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伯父徐琮——蕴含一段黄岩和平解放的轶事

    今年5月,是黄岩解放50周年。《黄岩县志》载:1949年5月29日,国民党卸任县长朱焯率旧部起义,缴获自卫队武器,捕捉新任县长袁悟农,黄岩县和平解放。
    原县长朱焯是怎么起义的?除渡江大军、浙南游击队的军事压力外,还有我的堂伯父徐琮,接受中共缙云县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派遣,利用其有利条件,有计划地策反朱焯的事,却鲜为人知。

                              投 身 革 命

    我的伯父名品璠、字子员、讳琮(1907-1994),是曾在黄岩大唐岭建都的徐偃王、也即古东瓯先民之后裔,据《徐氏宗谱》记载,偃王的第36世孙承四公,从台州桃花源迁往仙居凤仙桥, 其三个儿子再迁缙云。经一千余年的繁衍,缙云县的徐姓已经有好几大流派,伯父属于“上坪-池岭”派。他自幼聪颖好学,高等小学毕业即随父习医务农。青年时期踔厉风发,待人处事于情在理、睿智果断,善为乡民排忧解难,而崭露头角于乡里。年届而立,怀报国之志离乡从政,后跟随本家通好、绍兴大通学堂毕业生、原国民党少将、县长徐用先生,先后在平阳、黄岩、龙泉县政府做事。因见国民党当局日益腐败,遂审时度势,于1948年毅然辞职,回故乡缙云投身于革命。是年即受中共缙云县委书记李文辉同志指派,说服、动员徐用先生向我党游击队交献家藏武器,计有20发快慢机驳壳枪、白朗宁手枪各一支、步枪四支、子弹一千多发、手榴弹若干,以及收音机一台。同时,对嗣后徐用先生积极靠拢我党、其子投身于革命,伯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肩负特殊使命的指导员

    1948年10月,缙云县新建镇人朱焯任黄岩县长,电邀伯父来黄岩工作。抗战期间,朱焯在平阳、黄岩两县警察局长任上时,与我伯父同事多年,交谊颇深。伯父因此请示缙云地下党,县委书记李文辉同志说:“早几天我们已闻知朱先生被任命为黄岩县长了。我们原想请你去那里,今天他来电请你,正合我们意图,县委同意你去黄岩。”临行前,李文辉同志明确指示:“今后你要相机争取朱焯起义,遇事直接与我联系。你是作为我党联络员身份去那里工作的。”
    1948年11月,伯父肩负特殊使命来到黄岩,被任命为县政府秘书室指导员,主办收发机要文件。这一岗位能了解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消息,正便于伯父开展秘密工作。

                              策   反

    形势越来越吃紧,伯父抓紧一切时机与朱焯县长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掌握其思想脉搏。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伯父又去见朱焯,边品茶边聊天,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当前的北方局势。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忧心重重地说:“局势不妙哇!长春、沈阳早已落入共军之手,东北已完了,淮海战役很吃紧,天津、北平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朱已对国民党政局感到了悲观。
    捱到翌年的1月中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因为前线吃紧,急需补充兵员,数次急电向黄岩县政府催逼积欠的近千名额的兵员。一天,伯父又拿着急电去见朱焯,并向他陈说厉害:“现在老百姓对政府征兵是极其痛恨的。北平已被共军包围了,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民心是最要紧的。但黄岩积欠了这么多的兵额,上面命令又催得这么急,怎么办呢?”朱说:“现在的时局势若累卵,我决不征兵,让他们撤我的职好了。”伯父及时地将朱的最新思想动态及所处境况,写信向李文辉同志作了汇报。
    二月中旬,接到缙云县委回信,除表扬伯父工作的成绩、肯定朱焯的思想转变外,还告知原黄岩县长徐用的儿子徐明章,在故乡已参加革命、投入部队工作的事。伯父深知朱对徐用父子俩极其信任,觉得火候已经成熟。当天晚上,他将缙云县委的来信交给朱焯。朱看后一头雾水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写信人李增光是谁?信中说的徐方又是谁呢?”伯父如实相告:“这李增光是中共处属特委委员、缙云县委书记、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文辉,徐方就是你所敬重的徐明章。”朱焯听后说不出话来,想不到自己身边就潜伏着一个“共匪”,时刻都在“算计”着自己呢,这确实是太突然了。伯父趁热打铁地对他说:“今后时局将会如何发展,你比我应该看得更清楚,如不当机立断,将会悔恨终生。你如有意弃暗投明,走北平傅作义将军的路,我可作为桥梁,为你与李文辉先生接洽。”朱焯沉思半晌后,说:“容我夜里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清晨,朱焯把伯父叫到内室,对他说:“请你帮我向李文辉先生接洽好了。但要绝对保密。”当天,伯父就写信向李文辉同志报告:“朱县长意欲出资合伙经商,你意如何?请速回音。”三月上旬,李文辉同志回信到黄岩:“欢迎朱同我们合伙做生意,希照常安心工作。”从此,朱焯下决心弃暗投明,安心地守住烂摊子,等待适当时机起义,跟共产党走。

                            为了黎明的到来

    1949年4月上旬,许多在南京工作的黄岩人,被纷纷遣散回原籍。黄岩城内顿时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朱焯先生生怕出事,心里又火急火燎起来。4月19日凌晨,把伯父叫起来说:“南京国府已危在旦夕,局势如此紧张,你写信给李文辉先生已经来不及了,劳你马上动身回缙云,请李文辉先生速派部队来黄岩接收县政权,我们黄岩五个自卫中队、六百多枝步枪和机关枪,全部都交给他们接收。此事急如救火,不能再拖延了。”伯父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写信既拖延时日,也怕节外生枝,就于翌日动身。因为临海至仙居途中常有土匪出没,只好绕道温州、青田,经丽水回缙云。
    时值局势混乱之际,行路十分不易。吃尽苦头、辗转10多天后,于5月3日伯父才回到缙云老家池岭。恰逢浙东解放军第三支队在离其家五里的雅江村整训,当即向李文辉同志汇报黄岩情况。李文辉同志与支队傅振军政委等商讨后,告知伯父:“考虑到黄岩县属于台州,与缙云距离又较远,不便派部队去接收。我们党已承认朱县长起义,由组织通知台州方面解放军游击队与朱县长联系,共商起义、接收事宜。请你回去协助朱县长继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嘱伯父在家休息几天后,由部队派一位浙南来的同志护送回黄岩。
    5月9日,部队上来了一位姓郑的同志,是黄岩县乌岩区人,负责护送伯父上路。他们俩当即动身,翻山越岭来到仙居边界地段。不想所有路口都被仙居县反动武装封锁,概因缙云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猖狂”,连普通老百姓、哪怕是亲戚之间,也被断绝了来往。关卡上的仙居县乡保长、伪联防队看到缙云人就抓去关入“杉树刺仓”受刑。考虑到重任在身,若被抓走,个人受苦是小事,贻误大事可不得了,伯父与郑同志商量后,决定回头再绕道温州方向。两人走到稠门村时,见街上群众欢天喜地,相互传说60里外的缙云县城已于早晨解放。当即急赶县城,向县委汇报并请示。李文辉同志说明黄岩县的起义和接收等事宜,已由组织作了安排,指示伯父留在缙云,朱焯先生处可写一信予以说明。
    自此,伯父离开了黄岩。于黄岩解放前几天被撤职的朱焯先生,也于稍后的5月29日,率领旧部成功举义,投向人民的怀抱。

                              老 骥 奋 蹄

    解放后,伯父历任缙云县军管会股长、县政府秘书、县法院副院长和丽水地区法院审判员。勤奋工作,惩恶扬善,大公无私,浩然正气,深得民心。后又奉调先后在华东水电工程局和上海勘测设计院工作。任职勤勉,积劳成疾,年届花甲离职休养。
    常云“人过中年万事衰”,然而离休后的伯父,却如奋蹄之老骥,壮心不已。发夕阳之无限余辉,创出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伯父承家学且不断地钻研,医术益精,以中药治愈自己病体后,遂坚持不懈地为民众义务施医。他治病救人非但不收分文酬谢,还常对危困病人慷慨济助;数十年来,为群众及海外同胞义诊达2万余人次,所开处方、病历累高数尺。其高尚医德、高超医术昭于乡里、遐迩称颂。
    八十年代,伯父尽己之力先后十余次捐资共一万余元,为乡里修建道路、兴教助学。其一生乐善好施、济困帮危,轻财重义、克己奉公之风范,众口皆碑。
    离休回乡定居以来,伯父明大义知大理,以国事为己任,热心参政议政,为中华振兴和国家统一大业竭尽余力。虽年及耄耋而连任缙云县四届政协常委、丽水地区台属联谊会理事及顾问等职,频繁参加县、地及省之各种社会活动,未曾一日稍懈,直到谢世。1991年,以八五高龄赴台湾探亲会友,居台三个月走遍南北,考察台湾社政民情,与在台故旧疏通情谊、探讨未来。返乡后,又不顾劳累作多场访台报告,并上书中央,陈言访台观感和建议。其拳拳赤子之心和高智卓识,至晚而弥深,令人景仰。
    伯父之不凡业绩,频受群众称誉和上级表彰,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台属、五好离休干部,并被荐赴京观光;1986年,县政协号召各界人士向他学习;1989年,荣获浙江省政府“老有所为”精英奖。其先进事迹,先后在《丽水日报》、《浙江日报》、《中国老年报》、《团结报》和《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登载。
    1994年阴历2月7日,伯父善终于池岭故居,享年八十八岁。
    每忆及我于1992年调来黄岩之际,伯父曾数度念及重作桔乡游之愿望,作为本家子侄而未能及时创造良机促成此行,抱憾之至。
 
    [本文完稿于1999年4月24日,约4000字。发表于《黄岩报》1999年4月 日周末版、《新台州》1999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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