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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周炳琳传略


    周炳琳,号枚荪,男,汉族。籍贯浙江省黄岩县。1892年10月23日生于黄岩。生前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家世和求学
   周炳琳的祖辈世居黄岩西乡宁溪上山周,祖父移居黄岩城内。抗日战争发生后,他的母亲又迁居黄岩南乡土屿村。
    他出生在手工业者兼小商人的家庭。祖父是小手工业者 (铜匠),晚年在黄岩城内开了一家铜锡铺,雇了几个学徒和帮工,自己也参加劳动,成为小业主。前面是商店,后面是手工作坊,生产铜脸盆、锡酒壶等商品出售。父亲先在本店学手艺,还没有学完就跑到几十里外另外一家铜锡铺去当学徒。后来,既开铜锡铺子,又做生意,成了小商人。不久,他又往上海、宁波等地跑生意,替人家带货物,当地叫作“做水客”。他大哥周炳南也到上海学生意,买卖洋货。
    父亲对周炳琳的管教很严,想培植他读书。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后来转入学校。曾在黄岩城内的旋珠小学读书,当时因家庭经济遇到困难,准备缀学,幸而得到旋珠小学一位年长的老师的帮助,才得继续学习下去。也曾在海门对岸前所的法国天主教士办的一所小学读书,他在那里开始学习法文,打下了他后来极为熟练的法文基础。他父亲到上海跑生意回来,有时买回梁启超等人写的新书给他,鼓励他阅读。
    1907年他考入黄岩县中学堂,在校修业五年,成绩优异,于1912年以第—名的成绩在该校旧五年制第二届毕业(见《浙江省黄岩中学校友名录》1985年2月编印)。他父亲已经在 1911年因病去世。那时家中正在养蚕,蚕长大了,桑叶供应不上,他父亲到临海县等地奔走采购仍供应不上,焦急中患脑血管病而亡。父亲死后,他家里收入少,兄弟姐妹人口多,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升学,而找到一个地方教书。于是他渐渐变得少年老成的样子了。
    1913年他的大哥周炳南在上海十六铺附近开了一爿小洋货铺。他得到大哥的支持,来到上海,报考大学。他因受父亲买办思想的影响,曾经有过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将来作一名买办的思想。后经入学考试,录取为北京大学预科学生。这一年,当他再度离家到海门登轮船时,不慎从跳板上滑入椒江,幸经人救起,才免于灭顶。回家治疗后,再动身赴北京。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时期,他是一名循规蹈轨的学生。
    1916年他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起初表现出少年老成的样子,一味读书,想通过北大这所官僚养成所,自己将来好做官。后来,读了陈独秀等人办的《新青年》杂志,受到很大的影响,准备发扬中国青年乘风破浪的伟大气魄,而把想做官的思想“去掉了一半”。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提倡科学与民主,他很赞成,也十分向往。当时,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马寅初任教务主任,顾孟余任经济门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周炳琳同他们都有亲密的师生关系。1920年夏,他在北京大学法科经济系毕业。
    参加“五·四”运动
    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及其准备工作。
    1918年10月他和同学许德珩、邓中夏等共八人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教授为导师。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由许德珩、周炳琳、邓中夏等任编辑部干事,并且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主持编撰杂志及其他一切文字事务。周炳琳在《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鲍尔扎维克主义底研究》一文,文章结尾说:鲍尔扎维克主义的红旗必将飘扬在全世界!全国解放后,我曾就此文的写作经过询问过他。他说:苏联十月革命对他有影响,那时读了《共产党宣言》,也读过《资本论》第一卷,但总的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识是模糊的。这篇文章的写作是阅读了英文杂志《双周》(Fortnight)上的一篇文章,受到它的影响而写成的。
    “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和《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两个主要刊物。在解放初期,周炳琳回忆起国民杂志社时说过:《新潮》在提倡白话文和介绍新思潮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国民》杂志当时还允许用文言文,但是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要和平的呼声却较高,国民杂志社的社员在实际行动上也较踏实。由于她拥有社员二百多人,包括北京各校的学生,不像新潮社的成员仅限于北大一校。所以,国民杂志社在“五、四”运动的组织上起过很大的作用。许德珩说起过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对这两个社团的评语:“说话写文章是新潮的人漂亮,做起事来却是国民杂志社的人能干!”
    1919年3月,他和同学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廖书仓、康白情、罗家伦等十四人发起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3月23日在景山东街北大校长室开成立大会,会上他被推选为文牍干事。1920年3月他又被推选为编辑干事。讲演团组织北大同学分头到北京东西南北四城讲演。据当时《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周炳琳的讲演有:1919年3月27日在护国寺讲演《什么是国家?》,5月18日在四城讲演《山东与全国的关系》,11月 2日在四城讲演《没有“命”》等。1920年3月25日北大日刊上载有邓中夏、杨钟健致朱自清、周炳琳等十二人的信,要求开会讨论“筹备春假期内召开农村讲演及刊行讲演录各事”。 3月27日晚周炳琳等召开干事会讨论议决:将农村讲演地点定为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此后,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演就从东西南北四城扩大到北京郊区农村。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校长将北洋政府已经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透露给北京大学学生周炳琳等。周极为愤慨,竭力主张抗议山东条款,反对签字。北大同学5月3日晚上在三院礼堂集会抗议,决定联络各校于4日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5月4日上午他忙于联络各校学生。下午,他满腔热血沸腾,连一件毛背心都穿不住,只好把它脱了存在北大红楼前的传达室里,然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经中华门到使馆区东交民巷口,不得入。下午四时到外交部,大门已紧闭。有的同学说附近就是赵家楼,于是游行队伍转到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同情学生运动,告诉周说:你们搞运动,很好,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要小心!墙不高,有学生爬进去开了大门,同学们冲进去,一直冲到曹汝霖的卧室里。这时曹已躲入卧室旁边的箱子间里吓得发抖。可是同学们缺乏经验,没有仔细寻找,被他躲过去了。和他同去的傅斯年同学把曹床上的大绸绣花被面撕下来缠在腰上。有的同学把曹宅的珠宝、燕窝、银耳等物踩得粉碎。这时闻说火起,躲在地下室锅炉房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才跑了出来,同学们根据前门外廊房头条照相馆厨窗的照片认出他来,愤起痛打,却被一个日本人拼死保护着逃出后门,躲到副食店中。同学们原来是打算整队回校的,可是在返校途中实际上是走得分散了。途中有三十多名学生被便衣警察分头架走。周炳琳身穿灰色长袍,身上的灰土未被便衣警察发现,而且态度沉着,得以安然回到学校。傍晚,周炳琳等北大同学集会讨论营救办法。这时蔡元培来安慰同学,并表示要负责保护同学。5月7日被捕学生被保释出来,受到大家列队欢迎。
    “五、四”运动中他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后来又被选为设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他与许德珩、罗隆基—起编辑过《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他与北京俄专学生代表瞿秋白也有接触。1919年夏天,他和许德珩作为北大学生代表,闻一多和罗隆基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同到上海竭见过孙中山先生。孙对他们说:“革命必须要有武力,手枪炸弹我有,你们要革命的跟我来!”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他参加了,并被选为“第一组月刊编辑员”,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月刊。他自己在1919年10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上撰有《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这比起1920年初北大吸收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入校旁听和1920年暑期北大正式招收女生都要早一些。他在1920年1月1日出版的《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上撰写了《“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传播新思想的社团之一,经常在宣武门外岳云别墅开会,有时也在陶然亭开会,这两个地方都留下了有周炳琳在内的会员们的合影,现在在许多革命博物馆里都可以见到。1919年8月25日他在上海出席了有宗白华、康白情等会员参加的“上海会员饯别会”,欢送曾琦会员赴法国留学。1920年7月 1日在北京岳云别墅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第一次年会,内容之—是欢送袁同礼、张申府、康白情和周炳琳出国留学。会上留有照片,照片上除他们被欢送的四人外,还有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孟寿椿、雷宝华、陈愚生等会员。这张照片亦见于《李大钊选集》一书的插页。1920年7月21月他在出国前还出席了有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常会”。
    邓中夏等于1920年3月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他是参加发起的。解放后我就曾此事询问过他,得到他肯定的回答。等到1921年11月17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正式公布规约和公开征求会员时,他早已出国留学,所以那次的发展会员联系人名单上就没有他了。
    对于“五、四”运动,在解放后的1952年他在思想检查中有一段总结性的认识。他写道:“‘五、四’运动时期我在北大憧憬的是民主和科学,看不惯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我参加‘五、四’运动,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主张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停留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民族自觉的口号上,可以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我是‘五、四’运动的右翼。我过去对‘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开始并不了解,只以为是自发的青年爱国运动。”
    留学美国和西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穆耦初办纱厂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笔钱,请蔡元培校长选拔五名北大学生资助出国留学。蔡校长选定了周炳琳、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五位同学。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有些会员对于接受资本家的资助出国留学的做法表示怀疑和不满。周炳琳则以“将来好为劳苦大众服务”、“学习经济学将研究分配问题、贫富不均问题”等为理由加以申辩。最后,少年中国学会还是在岳云别墅欢送了他和康白情等会员。当时学生界把他们的出国留学叫作“五大臣出洋”,是寓有讽刺的意味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时,在门厅迎接到周炳琳时还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1920—1925年,他在欧美留学五年。先到美国纽约哥仑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一般社会科学理论,取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他一到美国就受到移民局的留难,后来对美国大机器工业的物质文明感觉得不舒服。他曾写文章回国报导美国失业工人的痛苦生活,并曾就自由女神写诗讽刺。1922年转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仍作研究生,研究社会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方法。这时他开始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兴趣。当时蔡元培提倡多方游学,而不专攻一校的学位。周炳琳又于1923年4月到法国注册入巴黎大学研究政治学、法学等。得便还访问和游历了法国各地以及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1924年7月14日他在赴柏林途中,写了一张明信片给胞妹周仙荷和妹夫张国华(号介然):
    “介然、荷妹;曩得大哥转来惠书,并赠相片,拜嘉。讫末复,至以为歉。你们得男,看像片知非凡品,以为慰。我落拓在外国,固然以读书为归,但常总觉得生活不丰富。去岁4月间到法以后,因经济不充裕,未克旅行,常以为苦。上月初得些钱,摒当行矣,又小病,至本月5日始离开巴黎,先游法之里昂,继来瑞士,此邦湖山胜景,闻于全球,此次得亲游历,眼光不同,奖毁处不免略与人不同,但大致甚满意。今晚在赴柏林道中,旅中对月兴感,爰寄数语申意,详俟到德后再告。颂,暑安!炳琳  7月14日”
    由于他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出国留学,而且一去五年,从而没有受到国内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相反地进一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思想影响。解放后他在思想检查中曾说道:“出国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曾具有向往之心,但一出国就不措意及它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留学五年,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想锢蔽到了极点,对俄国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不起要求了解的心思,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回国任教和从事党务工作
    1925年8月他离开欧洲回到北京。他想在大学里教经济史,就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当时北洋政府十分腐败,经常发不出薪水,使大学教师们的生活十分窘迫。他想到政治不上轨道是不能安心教书的,必须参加政治活动,打倒北洋军阀。他当时的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自己当一名议员。那时,李大钊既负责北方的共产党,又负责国民党北方支部,他有一天在比大红楼的一个教室里找周炳琳谈话,说周不能自外于革命,劝他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周反问道:“现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你看可以维持多久?”李没有作明确的回答。周心里想的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治,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就选择参加了国民党。李大钊、童冠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6年1月他应武昌商科大学的聘请,到那里担任教授。他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武汉教了半年书,这期间听到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的消息,心情十分悲愤。这促使他益发感到政治混乱,不能安心教书,而向往于国共合作下的广州。
    1926年8月他到广州,经顾孟余的介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任干事。组织部长为蒋介石兼,代理部长为陈果夫。这时,一方面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经提出;另一方面中山舰事件已经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态度已经暴露。周的思想仍停留在旧三民主义上,他到组织部工作,实际上是正式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早在法国留学时,他经蔡元培先生介绍结识了魏壁女士,回国后1926年在广州结婚。魏璧是长沙人,毕业于周南女校,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妇女界的积极分子,早期新民学会会员,参加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学数学,有《方程式》等著作和译作。她结婚时在广州任中央学术院秘书。她在赴法国的海轮上与蔡元培同行,在船上蔡就向她介绍了周炳琳的情况。
    1927年初北伐军事发展到长江流域,他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途径香港、上海,而到南昌。一、二月份在南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扫处担任临时秘书。不久,来到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入外交部任条约委员会委员,部长为陈友仁,委员有王世杰、周鲠生、吴之椿等。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汉口租界的群众运动中,他们因职务关系,参加了具体的外交交涉。七月,武汉政府汪精卫、顾孟余等与共产党分裂,实行“宁汉合流”后,他被顾孟余邀请再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任组织部秘书。这虽然公开反共后的党务工作,但是他反对用暴力来“清共”,当他看到国民党搞清党杀人杀得很厉害,他的有些朋友,包括他在组织部里的助手也都被杀害了,他很痛心,于 1927年秋天离开武汉,和童冠贤(后来当过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长)一起到了上海。在上海赋闲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应彭学沛之请,入上海新创办的中央日报(原名民国日报)社当主笔,撰写社论。1927年冬他写过《党权的制度化》一文,认为中国不需要社会革命,但要求民主和法治。    1928年春,他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的党务整理委员会,然后他被派到浙江,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整理党务是在清党以后进行的,他在解放后曾检讨说:“我虽然没有参加清党,没有杀害青年,但是在清党后去整理浙江省的党务,是在死人的枯骨上替反动派铺平道路,从组织上去巩固了反动统治。”在广州召开的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上决定的“二五减租”,共产党人在浙江省推行过,这一年他又在浙江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里继续推行“二五减租”,并因而见忌于代表湖州大地主利益的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还对特刑庭乱捕人,对极右的西山会议派有所抗争。国民党内派系重重,矛盾尖锐。二陈派的头子陈果夫曾对他加以拉拢,可是他从武汉政府时期以来就不满于陈的做法,认为陈派的人只是为蒋介石个人打天下而不是为实现三民主义,因而不愿入其圈套。浙江省选举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他得票最多,理应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参加三全大会。可是,陈果夫怕他以后掌握住浙江省的党务,曾让特务写恐吓信来威胁他。陈又操纵国民党中央党部把他改作热河省的代表,这是迫使他离开浙江的姿态。1929年4月他愤而离开浙江。他虽然参加了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但很不高兴,会没有开完就中途退出,没有参加已经内定他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
    回到北京大学任教
    这时,他既想摆脱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又认为中国政治已经初步走上轨道,所以准备回到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当时,蒋介石邀请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不就。胡适要他去上海中国公学当教授,他觉得上海离南京太近,不免容易和党政发生关系。依然不就,想到北方去教书。1929年他的朋友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吴之椿为教务长,聘请周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同时还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兼上一门课程。从表面上看这时他似乎同国民党的关系疏远了一些,可是实质上是起着代表国民党来控制大学的作用。据1983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记载,当时曾经有过由他继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拟议。此议虽未实现,但也可看出他在清华的作用绝非—般的教授可比。
    1931年秋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邀周炳琳,“回母校帮忙”。他就离开清华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这时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刘树杞任理学院院长。他们打算“复兴”北大,也就是用西方大学的模式改造旧北大。蒋校长对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他们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比较年轻的教授,开设新课程,次年又成立研究院,下分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研究部。9月14日开学,第5天就是“九、一八”,日寇侵略东北。此后数年,北大是经常在日寇进犯北平的威胁中进行教学的。周讲授的主要是经济理论和欧洲经济史等课程,他还在一年级共同必修的科学概论课程中担任“经济学方法论”部分。
    1932—1934年,他兼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1932年12月,北京的许德珩、侯外庐、马叙伦三位教授忽遭非法逮捕。许德珩设法将消息告知周,并说是市党部抓的。周到市党部去查,方知在市党部里隐藏有特务组织,是他们搞的。他很生气,大发雷霆,去电南京,要求释放,得到回电只准将许德珩一人保释出来。实际上,周在北京大学起着比他的名义上的职务要重要得多的作用。长期在北大经济系任教授和主任的赵迺抟说过:“在北大同仁中我最佩服三个人:孑民先生宽宏大度,一代宗师;适之先生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枚荪先生折冲樽俎,胆识过人。”北大经济系的樊弘教授也说过:“周先生的辩才是了不起的,我们谁也及不得他。”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和主任的郑昕在1952年曾经指出:因为周炳琳是国民党政策在北大的执行者,而且担负着替国民党拉拢和收罗教育界的使命,所以受到蒋梦麟、胡适之的看重。“胡适、傅斯年那样骄傲,自以为‘学问老子天下第一’,但关于学校的大事在作出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遇事让你三分。蒋梦麟在北大那样专横跋扈,说‘我从来就姓蒋’,在国民党内摆老资格,在北大是专制魔王,谁也不敢碰他,只有你敢和他吵架,你凭的是什么?甚至当你川去做官,做什么厅长、次长的时候,北大法学院长这个位置还空着等你,不让别人来做,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你在北人的地位呢?我替你说穿了:你是‘挟国民党以见重于北大’的。”(《北大三反快报》1952年4月 23日)郑昕教授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1932年春,胡适在北京同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筹备创办《独立评论》周刊,邀周参加。他觉得参加进去既可以替刊物贡献力量,又可以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参加了。他替《独立评论》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替胡适向北京市特别党部申请登记,取得报刊登记证。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42页和184页上有他致胡适的两封信谈到这件事。第二件事是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如在1933年8月6日的一期上发表《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一文,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加以赞赏。第三件事,他参加独立评论社更重大的作用是替蒋介石拉拢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如胡适、翁文灏、蒋廷黻等,其中有些还是“五、四”运动右翼中有影响的人物,使他们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关系,参加其政治活动。胡适就是经他推荐给蒋介石的。周炳琳在1937年 6月6日《在庐山致胡适信》小,就讲到他在与蒋“个别叙谈”中谈到胡的事,并邀胡适上庐山与蒋个别畅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1—362页)。
    从教育厅长到教育部常务次长
    1934年春,华北在日军威胁下处于特殊状态,南京政府教育部要周炳琳担任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并要他注意使河北青年免受日寇的奴化教育。当时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周应命到天津去就职。10月10日华北召开体育运动会,他以厅长的身份发表广播讲话,其中讲到:“在华北这种局面下还是要锻炼身体建设国防”。这个话被日本人听到了,认为河北教育厅实行排日教育,向周及华北最高负责人黄郛提出抗议,要周下台。河北省教育厅曾给各地教育馆购买爱国图片,日本人也拿着作为周的罪证。几个月后,周到南京开考铨会议,得知黄郛已有公文到南京,周拒不屈节,辞去了厅长职务。在离任办交接时,有一笔数千元的利息理应移交,不意继任方面拒绝接受。原来旧政府官场有一陋规积习,各机关领到公款,恒以主管人名义存入银行,所得利息“按例归主管人”,周炳琳则认为公款的利息也是公款,私人不得侵吞,而接受方面认为“按例此款项不列入移交内容,否则此例一开,后来人难以为继”。周仍坚持宁破惯例,拒收此款,
    1935年2月22日,周母陈太夫人七十寿辰在杭州度过。蔡元培亲笔书赠祝寿联;
    “杯酒宾筵介寿歌,母仪瞻仰乐祥和,  西湖梅柳争春侯,不及萱枝爱日多。
    弟兄竟爽尽英才,画荻当年教养来,  欲报恩勤何处是,为君重赋北山莱。”
    他于1935年初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在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前后,他认为反对华北政权特殊化,搞一点群众运动似有其需要,但是他不认识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害怕学生运动影响学校内部的秩序,因此他抱着能够劝阻就设法劝阻,不然就积极破坏的态度。对于广大学生的要求抗日,他劝告说,我们要抗战,但是要有准备,劝学生“不要轻举妄动”,还说什么“抗日自可由政府来主张”,“政府目前已在确确实实准备抗日。”解放后,他在思想检查中承认,那是“赞助了文化‘剿共’,形成了文化专制。其突出的表现是北大停聘三教授。”据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中所说:周炳琳操纵北大的教授俱乐部,在两次聚餐会上,利用主席职权,压制民主,硬要大家赞成让国民党政府来决定抗日问题。当时马叙伦、许德珩、白鹏飞等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他加以阻挠。周还协同蒋梦麟、胡适等一起,将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三位进步教授解聘出北大。一二九运动期间他还曾拦阻同学罢课,劝导同学上课等。1937年3月 9日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受到严刑拷打,惨死狱中。3月31日北平学联通过北大经济系学生将郭清烈士的棺材抬到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公祭,然后抬棺游行。经周提议由学校给这位经济系同学以开除学籍的处分。范长江也是被他籍口“考试作弊”而开除出北大的。
    1937年春,由于蔡元培的推荐,他被任为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部长为王世杰。在任期中遇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停聘一部分教授一事。他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校长。上级只能撤换校长,而不能停聘教授。这件事他只是暂时顶住了。他在任期中,还曾给曹禺的剧作发奖,鼓励青年作家。后来,北京解放后的—天晚上,曹禺和巴金结伴到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来拜访周,对周十分尊敬。抗日战争初期,南京沦陷以前,他先乘水上飞机到汉口筹备教育部向汉口迁移。不久武汉吃紧,他又率领教育部职员从汉口乘江轮往重庆,在轮船上听到了陈立夫被新任命为教育部长的消息,他就立即去电辞去自己的教育部常务次长的职务和段锡朋的政务次长的职务。
    1937年春,他回黄岩安葬父亲,应邀回到黄岩中学母校,在继武堂向全校师生讲演,号召同学珍重故乡的优秀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整顿“中央政治学校”
    他将教育部人员送到重庆安顿后,自己回到长沙夫人魏璧家里。蒋介石连续来电邀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中选择一个职务,他回电谢绝。蒋又邀他到侍从室当顾问,他以无意政治,愿办教育,准备回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成)为词,加以辞谢。这时,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已经流亡到湖南西部芷江,政校校务腐败,学生一路上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名声很坏。1938年春,蒋介石派他与陈果夫同往芷江视察政校,由他提出整顿计划,经蒋核定后被任为政校教务主任,由蒋兼任校长,陈果夫为教育长。这是国民党的一所培养中级党政干部的学校,后来迁到了重庆南温泉,他在那里主持教务工作将近一年。他的整顿计划和办学方针不外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的那一套。他以此来同陈果夫的那种法西斯教育相抗衡,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日增。他聘请了有真才实学的贺麟、任继愈等人到政校任教。他举办“学术讲座”,邀请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各大学的著名教授,到政校讲演。
    在重庆他处理过政校学生的罢课事件。政校一向是为二陈派所把持,迁渝后复兴社势力渗入。由于这两个派系的内内讧,发生了罢课事件。他通过反复斡旋,一方面说服陈果夫同意对肇事者采疏导宽贷的方针,另一方面向肇事者作出不予追究,并且给愿转学的以便利的承诺,终于在短期内使政校复课。
    政校本来是国民党的附属机构,陈果夫规定政校教授必须由党部来委派,他竭力反对,力主聘任。不成,终于在1939年辞职,退出“中央政治学校。”周的整顿计划也有曾被陈果夫赞成的,那就是训导处的创设。周鉴于一般教授不愿意从事训导学生的工作,而政校又有必要加强训导,因此创设训导处来专管训导工作。周的本意是仅仅在政校中推行。不意陈立夫这位教育部长将它接过去加以推广,在次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在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置训导处的决议。周虽曾在该会上说明学校性质不同,不能普遍推广,无效。后来,训导制度终于被推广到全国各级学校,有的学校的训导处还成为学校里面的特务机构,起着钳制学生思想,破坏学生运动的作用。
    1943年春,三青团成立,他被指定为三青团中央团部的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初期,他参加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委员。1938—1946年间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为参政员,并曾兼任该会副秘书长一段时间。早在抗战以前,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在北京发起募捐向延安赠送怀表和火腿,他和魏璧都是参加了的。现在,他“在参政会中与中共若干负责同志有些接触,接触结果,只有引起我对他们的钦敬,因而对中共的钦敬。”在参政会上,他主张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主张联合苏联,反对反苏。在邵力子任秘书长时期的参政会,在一次全体会议上,顽固派掀起一股反共逆浪,通过恶毒攻讦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致使中共参政员愤而声明退席以示抗议。周炳琳在会上力排众议,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斥责政府发动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围攻恶行。会后又邀同部分参政员,同赴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慰问。事后,周恩来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徐冰等同志驱车到沙坪坝南友新村周寓回访,答谢他在参政会上仗义执言,并且和他长谈。蔡畅、李富春委托办事处的刘昂到周家伺候,并且送给他们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编织成的上有梅花鹿图案的羊毛地毯一块。
    后来,他也曾从爱护国民党的立场出发,批评过蒋介石的政策,指出国统区的“政治混乱”,国民党的统治必将失败。他要求对外和苏联建立友好邦交,对内循政治途径解决国共问题。蒋介石很生气,认为不能说“政治混乱”,接着国民党的参政员在他发言时大叫大骂,使他无法讲下云。有的还攻击他“诋毁元首”,提议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1946年参政会迁到南京后,他就不再出席参政会。
    在1945年中,毛主席亲自到重庆举行国共谈判。周发起联名通电,希望谈判成功。在旧政协时期,他渴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并且主张限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在旧政协后期的重庆,担任过停战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宪法草案审议会专家,他同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在重庆国民政府里面多次讨论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他和周恩来早在法国留学时就认识。 1946年春,叶挺将军出狱后,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宴请叶挺夫妇等人,邀请周炳琳、魏璧作陪。几天之后,4月8日叶挺夫妇暨女儿等在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牺牲。周炳琳闻讯深为悲痛,当即挥毫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感情丰富的书信,表示沉痛的哀悼。这封信经周恩来之手登载在1946年4月的重庆《新华日报》上。
    在西南联合大学
    1939年5月,他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合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仍讲授欧洲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等课程。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系由南开、北大,清华三校法学院院长轮流担任。1944年起,他继南开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云南省主席龙云将他绥靖路的大宅的东路院落借给北京大学设立办事处。他和赵迺抟、朱物华等教授们都住在那里。后来敌机空袭频仍,北大又在昆明北郊岗头村建立临时办事处。他和赵迺抟,周作仁、饶毓泰,张景钺,孙云铸、吴大猷、杨振声等教授以及章廷谦副教授又都搬到那里新盖的茅草房子里去住。吴大猷在《回忆》 (第32页)一书中讲到:周炳琳晚饭后“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抗日战争后期,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参加下,昆明的制空权掌握在我方手中了,他们又迁回昆明城内。他经常在昆明和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也常应学生社团的邀请向联大同学作讲演,有时也介绍国民参政会上的情况。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说过:“周先生的讲演是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可是,在实际上,他的讲演往往对国民党政府持小骂大帮忙的态度。因此,下面这一事实就不足为奇可以理解了:“周恩来曾表示过希望周炳琳回到西南联大后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可是周炳琳竟加以拒绝。”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曾是国民党联大区党部筹备委员。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和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员去参加。会上他已被蒋介石圈定为中央委员,可是他想到;“如果当上中央委员,就不能随便发表和蒋不同的言论了。”因此他没有去选举会上报到,没有成为候选人。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学生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草坪上,举行以反内战为主要内容的时事讲演晚会。晚会进行中,新校舍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电线割断电灯熄灭,枪声四起,杂以小钢炮声,子弹从会场上空纷纷呼啸而过。次日报上刊出“中央社消息”,造谣说:“昨夜西郊匪警”。昆明学生愤起联合罢课表示抗议。11月2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推派周炳琳于当日去向学生“训话”。他先说:同学们罢课抗议是正义的行动,他赞成。接着又劝同学罢课时间不要太长,说什么学生的政治活动应有限度,要维护学校的安定和生存等等。当同学们向他提出不同意见时,他竞挥舞手杖,大声说,“你们敢和我Challenge(挑战)吗!”企图压服同学。同日,又经教授会的推举,他参加抗议书起草委员会,起草《国立西南联大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提出“最严重之抗议”。
    12月1日昆明惨案发生后,他一方面声泪俱下地表示同情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还说蒋介石应该下“罪已诏”。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事态扩大,力图把学生运动缓和下来和早日平息。他于12月2日经教授会推派,参加了死难四烈士的入殓仪式,并代表教授会致吊及向受伤者致以慰问。同日,教授会推定由周炳琳牵头成立法律委员会,起草《呈最高法院告诉状》,控告“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法律委员会在《告诉状》中写道:上述被告人“利用职务上之权利及方便,阻扰集会,妨害自由,聚众强暴,扰乱秩序,滥用权力,违法杀人,加侮辱伤害于教授,施毒打轰炸于青年,败法乱纪,罪大恶极。”要求“依法审判”和“依法严惩。”12月19日的教授会推举周炳啉为代表领头向地方军政当局洽商惩凶及尊重合法之自由。经过教授会的要求,蒋介石派傅斯年等人到昆明彻查处理“一二、一”惨案。傅斯年声称用自己的脑袋担保政府会罢免惨案祸首李宗黄、关麟征等。 12月17日在周炳琳充当主席的一次教授会上,他借口傅斯年已有惩凶的保证,而在部分坚决支持学生运动主张坚持罢课的教授离开会场的时候,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12月19日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草拟劝导同学复课的《教授会告同学书》。“在一二、一”运动中,他实际上是起着操纵教授会平息学生运动的作用。起初,他并不承认这一点。在旧政协后期, 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的“五五宪草”审议会上,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同他说:“枚荪先生你这次在昆明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时,他方才有所领悟。这正说明他在“—二、一”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希望的,是为他们效了劳。解放后,他在思想检查中才认识到在昆明学生运动中,他“是阻遏了革命势力的发挥,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开始迁回平津。他于6月回到重庆南友新村家中。7月中听到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他感到悲痛和内疚。7月28日他去重庆青年馆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大会(见史良:《我的政治生活》、《纵横》1985年第三期),1952年,他在思想检查中写道:“那年夏天闻一多被杀害,我回想一二、一运动时与闻的主张不一致,后来闻因对学生运动积极而被特务杀害,我自己认为没有尽到我朋友的责任。”
    回到北京大学
    1945年,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由于交通没有完全恢复,联大还不能立刻迁回平津,只派出个别人员到北方收复校产,师生们延至1946年春才分批北迁。
    1945年中,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在北大任校长时亲自制订了“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员”的条款,所以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这时傅斯年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由“枚荪代理一时”,而周炳琳则表示“不肯居负责的地位”.周炳琳在昆明联同汤用彤、张景钺,郑天挺、毛子水这几位北大元老去电在美国的胡适,望其回校工作。不久,蒋梦麟又推荐胡适为北大校长,9月国民党政府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
    1946年夏,周炳琳在重庆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联合招生工作。本来他打算回浙江黄岩省视老母,然后北行的,因患眼角膜溃疡症而未果。直到9月他全家才坐飞机从重庆回到北京,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这时,北大除原有的文、理、法三个学院以外,又增加了工、农、医三个学院。他同时身兼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委员、校址校舍设计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训导委员会委员和校行政会议委员等职。有时还兼代法律学系主任和政治学系主任。他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到北大法学院任教,充实了力量。其中有;许德珩、樊弘、王铁崖、吴恩裕、楼邦彦,冀贡泉、陈振汉、蒋硕杰等。他协助胡适校长掌握着整个北京大学。这情况正如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的信中所说的:“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540页)
    他精通英文、法文,粗通德文。他教课,总要选定一部英文原版的经济学名著,作为主要教材,每次讲课要先将教材若干部分的要点,先用英文把它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写在黑板上,然后一一加以解释。他讲经济学概论用的是费尔切尔德等的《经济学基础》,他讲经济理论用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讲高级经济学用的是波尔丁的《经济分析》,他讲外国经济史用的是海顿的《欧洲经济史》。其中有的课程是经济系三年级必修的,所以有些同学把他的讲课叫做“大三英文”。
    1946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召开伪国大,巳圈定他为代表,并来电催他和许德珩前往参加,他们都拒绝参加,没有去。周炳琳在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适,劝胡也不要出席伪国大。信中写道:“适之先生: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0页)可是,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蒋介石1946年11月10日的电催下,终于南下参加了伪国大,完全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参加了“民主行宪”的丑剧,并亲手将伪宪法捧交蒋介石。周很失望,说胡适可惜。
    1946年10月周母陈太夫人在黄岩病故,1947年初他专程回到浙江黄岩,安葬先母。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统治和血腥镇压下,北京的学生运动,此伏彼起地冲击着反动统治的基础。毛主席很高地评价了国统区的学生运动,认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已在中国境内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它同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的第一条战线相配合,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这一时期,他曾为文或联名发表宣言,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措施,要求政治民主化,希望“国共纠纷循政治途径去解决”。也曾就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中国民主同盟提出抗议。他自己承认:“主观上并无反蒋的要求,不过看到腐败的地方就想以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说说话而已。”尽管如此,这些言论曾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发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1946年12月30日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他慷慨激昂地大声说:“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当他出现在北大操场上时,各校同学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文汇报》1947年1月 5日)又如,1947年六二惨案中武汉大学牺牲的烈士遗留的书信中,就曾提到周炳琳教授如何说等等。
    可是,从本质上看,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周炳琳的主要态度是设法抑制学生运动的。例如:在1947年6月2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死难军民追悼大会”上,同学请他讲话,他既说,“学生运动是正义的,我也一定参加。”又说:“要用理智控制感情,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不要另加别的成份。我们今天不要到外面去游行。”“我不愿再有‘一二、一’事件发生!”
    1947年8月他与陈岱孙教授等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见 1947年8月28日天津《大公报》等报)。
    1947年9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户口大检查”,非法逮捕了北大的力易周等同学。同学们提出强烈的抗议。许德珩为此来找周炳琳说,他们都关押在宜生(傅作义)管辖的稽查机构里,并请周去挽出胡适亲向傅作义说项。10月1日下午被捕同学被释放。不久,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又遭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周代表学校积极营救,无效,又组织法律系教授写出一厚本辩护书加以辩护。
    1947年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非法逮捕惨死于狱中。11月6日华北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召开于子三烈士追悼大会,进行哀悼和示威。大会主席请周炳琳讲话,周讲道:“于同学惨死,我是悲痛的,但我今日没有示威的意思,仅仅是参加追悼会而已。”他又劝同学“不要不看环境而乱动。”
    北京大学北楼是学生进步社团和地下党经常活动的场所,他虽然不可能清楚地知道,但是他嫌“学生活动很乱”,竟于1948年1月操纵北大行政会议通过了借口节省煤火而于寒假期间封闭北楼的决议。又不顾同学的反对而强加执行,曾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
    1948年4月6日北平警备司令部要逮捕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柯在铄等十二位同学,限北大立即交出,不然就要武装入校逮捕。对此,周炳琳等加以严词拒绝。周又托北大校友何思源市长出面向警备司令部“斡旋”,警部答应将此案移交法院,但要“听候传讯”。学生们继续斗争,要求政府撤销此案。在周炳琳与何思源不断联系“力谋平息途径”中,4月11日特务们还是结队攻打了北大红楼和东斋吴恩裕教授宿舍等处。4月 12日北大开教授会,决定罢教,并推举周炳琳、袁翰青、朱光潜、马大猷、王铁崖等起草罢教宣言。次日宣言发表,内有要求惩凶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内容。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行将覆灭之前公布了大批黑名单,要求黑名单上的学生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受审,否则即将进行大逮捕。这时军警包围了北大,而且准备进校抓学生。北大学生决定集体自卫,拒绝交出学生。周炳琳的态度和作法是:一方面反对外力侵犯学校,他去找何思源市长要求保护学校安全,他自己则手持拐棍到北大松公府大门阻挡军警进校。另一方面又要上了黑名单的学生“自己的事自己挺身出来承当”,主动到伪法院(而不是特刑庭)去“投案和对质”。这无异于要把革命的同学投入虎口。同学们既不承认特刑庭,也不承认伪法院,没有上当,没有赤博上阵或自投罗网,而是撤退到解放区去,参加了覆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
    企图走第三条道路
    从1945年起,他就有建立一个第三党的想法。那是“企图在美帝直接指使下与蒋介石作反共反人民的竞赛。”(张奚若语)。周炳琳自知自己的声望不足,想把胡适请出作党魁。钱端升去美国讲学前,周曾要钱到美国请胡适回国,把“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成立第三党。胡适1946年回国后,他又就此事向胡提出。可是胡适并无组党的意思,别人又没有胡这样大的号召力,他只好作罢。
    1948年春,他和钱昌照等人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企图把第三种力量组织起来,走第三条道路,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该会出版《新路》周刊,他和吴景超负责编辑。办刊物的经济来源,他说是“工商业家捐的”。我曾问起过他;“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是不是你想要组织的第三党?”他说;“不是,这只是学会,哪够得上政党?你看参加的人就知道,谁具有搞政党的魄力和才干呢?”他并没有否认这个学会和政党在政治目的上有何不同。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以后,他才如迷梦初醒地认识到:“是对第三条路线给了有力的一棒。第三条路线虽然不满意于蒋介石的统治,但还是反对中共反对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就是希望在中国有民主个人主义者出来,走第三条道路,作为它的反共反人民的工具”(《1952年思想检查》)。他在《新路》上写了不少评论,有些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如,他在1948年8月21日的《新路》第一卷第十五期上与刘大中、吴景超、翁独健、楼邦彦、赵人携教授联名发表《经济行政应即公开》的意见书。有些是骂蒋介石骂蒋经国的,有些是吹捧傅作义、吹捧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后来,他承认写这些文章:“主要是批评批评,还是为政府好。”也有些评论,是叫学生“自己挺身出来”自投罗网的。1949年北京解放后,走第三条道路已无可能,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宣告解散。
    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兵临北京城下,革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正在迎接北京解放。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时事讲演会,邀请周炳琳于4日作一次讲演。他在讲演中却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即将覆灭大唱挽歌。他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革命事业说成是“戏剧性的混乱”,说“国民党也有过悲壮的可歌可泣之处”,并大发其“事之不可挽回者究不可挽回”的哀叹!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在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渡过校庆五十周年。在北大校友返校的聚会上,周代表校友会致词:“从前蔡孑民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今天我们在炮声中庆祝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可谓自作自受。”说时他还流下了眼泪。这说明他仍顽固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来对待人民解放事业。在围城中许惠东等邀他一起奔走北京和平解放,他拒绝参加。北京学术界知名人士联名致函傅作义,要求傅的军队退出北平,以免“生灵涂炭”,他亦拒不签名。

    解放后参加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
    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北大南迁。中共地下党团结全校师生进行了反对南迁的斗争。周对南京政府已经绝望,并不主张北大南迁。1948年底,围城中胡适只身从南苑乘飞机离北平南下,临上飞机前撕下报纸边条写了“枚荪兄:我走了,请多加保重。”的字条,托司机带交给周。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南苑机场来接北大教授南下,周同绝大多数教授一样,没有登机南下。
    1949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组接管北京大学。次日,他致函汤用彤,要求辞去法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不久,周恩来同志到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同教授们谈话,周恩来几次说起周炳琳并感谢他在重庆时对中共代表团的帮助。周炳琳的态度却很冷谈:“我原来与他相识,我本来应该在会上说几句话表示欢迎,并为人民的胜利庆贺。但是我总是踌躇不前,一言不发”(《1952年思想检查》)。在人民革命胜利的新形势面前,他在思想上抱有一种“自处之道”,这就是: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虽然是罪由自取,可是自己和国民党有过一段历史关系,此时不能忘掉过去而背弃它。他的“自处之道”的实质是敌视人民的。“我这一反动的态度,妨碍了自己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北京解放以来,党和人民对他进行了不断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如1950年发展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中央团结委员。1950年秋抗美援朝开始后,党和人民让他担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后来改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副部长。又经张奚若介绍,他参加中国新政治研究会为会员。1951—1952年北大文法学院师生有机会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他报名参加,被分配到广西土改委员会第一工作团,任团员兼团委。通过广西土改,他提高了对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他说:“广西地主是坏,有许多恶霸需要枪毙。”
    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起初抗拒思想改造,顽闹得有如“铜墙铁壁”。他成为全校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物后,他曾大哭,觉得冤枉。经过小会大会的的检查和批判,重点是批判他的“自处之道”,他开始有所触动。师生们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帮助他提高认识。马寅初校长在大会上说:“周先生人很好,不贪污,如果改造过来,可以对人民有很大好处。”劝他放弃“自处之道”,跟着时代前进。他的夫人是“九三”学社社员,女儿是共产党员,儿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火线入团”,都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促使他分析批判了自己的“自处之道”,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这道铜墙铁壁终于被攻破了。1952年了月30日在北京大学的千人大会上,他作了第四次检讨。检讨中认识到:“自己二十多年一直是站在反革命方面,解放后尚不肯对真理低头。现在,我醒悟了,我对过去的丑恶与罪孽有认识了。”“我感激党和群众挽救了我;我决心贡献我的余年来为祖国的建设尽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检讨,得到群众的谅解,在热烈鼓掌声中被通过。不久,《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林淡秋到他家中,约他撰写思想收获文章。他写了《我的检讨》一文,发表在1952年夏天的《人民日报》上。

    贡献余年为人民服务 
   思想改造后,他积极从事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各项工作。在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上,他积极参加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斗争。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并且.在北京大学担任民革支部主任。他又担任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曾多次赴各省市视察。并曾于1953年参加赴朝鲜慰问闭,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指战员。1954年他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一个长篇发言,发言中历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并号召台湾回归祖国。当时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及海外作了广播。全文刊登在《新华月报》1955年1月号上。1956年他作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在北京大学,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听苏联专家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他自己仍担任外国经济史的教学工作。这时他的年事已高,社会工作也较多,他逐渐培养青年助教厉以宁担任外国经济史的教学工作。现在,厉以宁已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教授了。他在教学工作之余,从英文翻译了海顿著的《欧洲经济史》一书的一部分。还曾应刘潇然的约请,将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中的法文部分,译成汉语,在人民出版社分五册内部出版。
    1957年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所作的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报告,其中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方针有所批评。周炳琳给陆定一写了一封长信,说明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时代背景,并力陈它的本质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后来,陆定一的报告公开发表时,就将批评蔡元培的几句话删除了。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他十分同情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思想抵触很大。他公开表示:“我没有看到章伯钧有什么阴谋。”“说罗隆基不跟党走,分庭抗礼,我觉得不可想象。”“说他们有组织有阴谋,我还不敢下结论。”“我不觉得储安平他有什么野心。”他还发出“纣之恶,不如斯之甚也”的叹息。有人动员他对批判钱端升等人作出贡献,他没有理睬。在 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他仍继续同情被错划的“右派”,不赞成继续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有的群众要他检查自己的错误,他不认错,拒不检查。
    1963年10月他因患脊索神经萎缩症住入北京医院,医治无效,于10月24日下午6时逝世,享年七十一岁。他的治丧委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追悼会在嘉兴寺举行。周恩来、何香凝、彭真、许德珩,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等,都送了花圈。屈武、钱昌照等参加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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