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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黄岩]解放前城关、路桥两电厂/钟鸣达、王虬

      黄岩城关的电厂始办于一九二O年。据史料记载:当时黄城“人口既众,商业素盛。”城区有人口五万七千余,一万三千多户;大小商业行号计二千余家,其中年营业额在万元以上者有三百多家。自浙闽公路干线筑成后,来往客商日盛。过去以内河船只达海口的,在枯水季节无不改道经黄岩出运。故黄岩已成为台属第二大邑,  电力供应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邻近海门,葭芷两镇已办有电厂。在此情势下,黄城林勤圃、张丹庭等先生,于一九二O年间为首合资创办起“新华电灯公司”。由林勤圃先生之友杨辅仁先生从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购来一台美国制造的二十五马力柴油机和十五千伏安发电机。雇用宁波籍电匠三、四名,在城内中巷原“淑德校园”内,开设了黄岩第一家电灯厂。装有电灯一百余盏,黄城始有电灯。

      新华电灯公司开办不久因资金不足,技术缺乏,  线路短小,用户有限,经营不佳,股东要求退股。从上海慎昌洋行购来的机器约定是分期付款的债务也无力偿还。慎昌洋行因拿不到应收欠款,就向政府起诉,要求追回。在县署的催迫下,新华电灯公司只开办了二年左右,就宣告破产倒闭。由黄岩县署出面,将新华电灯公司的全部生财标卖,以偿付慎昌洋行的欠款。

      一九二二年十月,海门的恒利泰记电汽两合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闻知新华电灯公司标卖,就来黄投标,并以七千五百五十二元银洋得标。从此接收了新华电灯公司的全部生财,包括所有发电设备和线路、线杆等供电设施。更名为恒利泰记电汽两合公司第二支厂(以下简称第二支厂)。

      恒利公司是由葭芷黄楚卿、黄伯明、黄仲普、黄正彦、黄正遴、黄尧卿、张楚清、陈达明、黄梗卿、黄月郎、黄月刚等十一名股东组成。创立于一九一九年。拥有股金十万银洋,开设海门、葭芷两电厂。该公司资本雄厚,有—定经营经验,还能重视技术,聘用一名具有专业知识的吴卓彬为主任技术员。

      恒利公司分析了以前情况,他们就着手进行技术改造。首先在城内中心地点郏家巷选定厂址,购得土地约二亩,建造三开间厂房一座,其次是改造旧的输电线路;更换及增添电杆 (用三丈至三丈五长的杉木)—百五十支;更换了全部旧裸导线,主干线采用三根八号至十号橡皮线,支线采用二根十二号至十四号橡皮线。其三,每十至十二盏灯头配置—付户外保险盒,并装置电流限制器制约私自增加灯头或加大支光的偷电现象。改造经费用于购地造厂房一千一百二十八元,线路改造工程费五百元,机器设备搬运装设费三百二十元,其它开办杂费五百元,共计二千四百四十八元。加上应备材料及预备扩充经费二千元和购买新华公司机器的投资,恒利公司在第二支厂的总投资为一万二千元。

      通过上述技术改造,使供电状况得到改善,供电质量有了提高,用电户有了发展。恒利公司接办以后很快使民用包灯达到二百五十盏,机关灯和路灯达到二百盏,共计四百五十盏。年营业额达到五千七百六十元。盈利日增,该厂在一份《呈请书》中承认:“自续办以来至民国十七年底止,装灯已达四百八十余盏,每盏以一元计,年可收入六千二百元。支出燃料润滑油一千五百余元,薪工伙食二千余元,各项杂费二千二百余元,尚有余利五百元余可赚。”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额。接着很有信心地说:“将来装户日增营业发达,似可操左券。”由此看来他们对办厂前景颇为乐观。

      恒利公司的股东都不是黄城人,本部又设在海门,对第二支厂的管理很不便,也难得到当地行政当局和商会的有力支持。当时装电灯的主要是工商界及士绅等有钱者和当地政府机关,如得不到当地政府和商会的支持,要办好电厂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用户拖欠电费现象严重,难以处理。据记载,该厂至一九二九年九月底,用户共欠缴的电费多达一千五百八十八元,其中历年欠费一千另七十七元,当年欠费五百十一元,占当年应收电费的11%左右。鉴于上述情形,恒利公司经魏怀平,黄冠五的介绍,将第二支厂出租给黄岩县商会常务委员柯友三先生经营。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签订租约,租赁期为六年,每月租金三百元,机房四个工人(老轨一人,二轨一人,加油二人)的工资及机油由恒利公司支付。积欠电费归柯收益,历年积欠电费折款一百元,当年欠款按六折计算,立约时缴付。这样,—千五百八十八元的应收电费,恒利公司仅收回四百另六元七角。租约订明由柯友三代保管第二支厂的资产总值有一万四千另九十七元。租贷期内经营权归柯友三。

      鉴于用电户日见增多,电力需要扩充。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黄岩县商会主席委员罗季平出面呈报县政府转恒利公司要求扩充电力。次年三月十八日黄岩县商会再次呈文“……请该公司从速扩充电力,如该公司有意再延,则由商人另行组织经营”。在同一个区域内不允许有二个独立的供电系统。”在此情势下,恒利公司决议不再继续经营,抽回全部人员,出让第二支厂,由柯友三接收,重新组织经营。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柯友三以一万一千二百元买得第二支厂后,更名为东升友记电汽厂。

      继续营业必须要有技术工人,旧人员既已退出,新职工必须立即聘用。首先是聘用杭州电汽股份有限公司线路工程师项益松为兼任主任技术员。他是黄岩县人,一九二四年毕业于浙江省工业专门学校。以后聘任周衍根为主任技师。共雇职工十三名,其中会计一人,收帐二人,查灯一人,技师一人,二轨一人,机匠包括加油三人,接线工四人。

      东升电厂接办时的原动力为卧式单缸25马力柴油机,接办未久即告毁坏。于一九三二年底购来一台德商天利洋行的五十马力柴油机。后来发电机的容量也增加到28.3千伏安。输电线路也有改善:主干线改为四根八号,支线改为二根十号。计增加资本一万元。连同以前购买电厂的价款,共计投入资本二万二千元。

      营业区域扩大,东至东门城垟;南至南门城垟,西至西门外桥上街;北至北门外浮桥头。电价也有提高,如一般包灯从每盏每月一元二角提高到一元四角五分,机关灯与路灯从每盏每月九角提高到一元一角,提高20%以上。至一九三六年装灯发展到五百五十八盏,年营业额达到八千七百四十三元。

      一九三八年因抗日战争发生,为了减少空袭目标,当局实行灯火管制。县城路灯从九十盏减少到四十五盏,供电电压从二百二十伏下降到二百伏。

      当时我国石油供应主要靠外国进口。由于战事发生进口困难,油价飞涨。因此亮电用户骤增。到一九四一年装灯发展至七百五十七盏。由于海口被敌封锁,柴油来源断绝,难以保持正常发电,他们设法用木炭代替柴油发电,遂与路桥华升机器厂联系,将原五十马力柴油机改为木炭机。一直到解放初都以木炭作为发电燃料。

      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木炭每担八十元,作润滑油的菜油每斤二十四元,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木炭每担涨至一百二十元,菜油每斤涨至四十六元。所以电价随着飞涨,仅—九四三年度就调高四次。由于电价骤涨,包灯用户大大减少,到一九四三年底,装灯减少到四百五十盏(其中包灯300盏、机关灯120盏、路灯20盏)。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电价每盏每月增至二千一百元。后来木炭来源也有困难,该厂曾报告县政府要求乌岩区署代为采办。直到解放前夕,该厂仍以五十马力木炭机配带28.3千伏安发电机, 220伏配电线约三公里,平均用电为五百余盏15瓦电灯,年发电量约—万九千多度。现将历年有记载的调价情况列表如下(页):

历年城关电厂电价情况表
单位:元、盏、月
日期
资料来源
包灯
机关灯
路灯
备注
1928年8月
恒利二支厂营业章程
1.20
0.90
0.90
银洋
1933年7月5日
东升友记电厂营业章程
1.45
1.10
1.10
银洋
1940年10月1日
县建字293号批文
3.80
1.10
1.10
国币
1943年5月20日
县建字1268号批文
50
35
10
国币
1943年6月3日
县建字1395号批文
60
35
10
国币
1943年6月26日
县建字1592号批文
60
42
10
国币
1943年7月28日
县建字2119号批文
80
42
10
国币
1943年11月16日
县建字2898号批文
130
七折
二折
国币
1944年4月2日
县建字4115号批文
180
126
36
国币
1945年2月8日
县建字1944号批文
360
七折
二折
国币
1945年8月5日
电厂报告
600
七折
二折
国币
1946年3月
电厂报告
1500
七折
二折
国币
1946年4月12日
电厂报告
2100
七折
二折
国币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电厂发电机突然烧毁,据其向县政府报告:“推厥原因实由用户偷灯及用轻磅(低压)重支泡(大容量灯泡)过多所致,经招工修理,计支出修理费达十万余元(国币)。”为此县长徐用于十一月十六日签发建字第2898号布告规定:一、灯泡限用一百十磅(伏),超过15支光者作偷电论。二,亮灯一盏即以一盏为限。……倘在他处另外添接灯头仍作偷电论。三、市上销售一百十磅(伏)以下或15支以上灯泡请警察局查禁。四、灯费每月每盏一百三十元。五、略。六、警察局随时派警协助该厂会查灯头及其他一切偷电情事。以后为了确保用电设备装置的安全和加强电器承装业的管理,省府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颁发了《电器承装业登记规则》,共二十一条。对电器承装业申报开(停)业的条件、审批手续、考核办法、检查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外,并规定电器承装业如违反《规则》有下列事情之一,电厂除以书面警告外,并得暂停其营业若干日或取消其登记证书:(甲)报装手续不合者和代用户接添灯或移表者,(乙)所填登记申请书查明不实者;(丙)使用或经营劣料希图重利者;(丁)不遵守第十七条之规定者(该条规定电器承装业为用户承装电器设备,应遵照政府所颁各种装置规则及电厂营业规则之规定); (戊)包庇不经登记之商店或不考验合格之电匠,私代用户装置用电设备者,(巳)对用户额外需索或开价不公者;(庚)与用户通同窃电者;(辛)其他足以引起用户与电厂之间纠纷者。同时还规定电器承装业对所雇电匠及学徒应负全责,如有不正当之行为,应同受上述处罚。

      解放前的路桥电厂即在“潞忻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一九三一年开办,厂址设在路桥老元丰和栈房处,现址是剧院路21号。当时的路桥镇工商业甲于全县,同黄岩椒江都通汽车,设有电报局,是本县东南巨镇。

      一九三O年五月县政府训令该镇:“……倡设电气厂籍以达普遍电化之目的。”在县政府督促下,路桥镇商会主席张服先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召集各殷商,倡办电灯厂。推定王雅亭、吴春舫、张服先等二十名发起人组织筹备处。拟订了“潞忻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营业章程”、“创办费用营业收支概算书”。股本总额定国币一万元,分二百股,每股五十元。并规定股本由发起人认定三分之一以上,年股息一分三厘。每年结帐后除去公积金及股息外,如有盈余即为红利。

      电厂发电机引擎是新冷水柴汕引擎,价值五千五百元,配备发电机—台(型号、容量已不可考)。电线木杆一百支。输电线用镀锌铜线二千丈。可见当时线路很短,路桥镇的用电范围很有限。

      供电方式为交流电220伏,五十周波。供电时间只限于上半夜。独立用户装设电度表,包灯用户装设电流限制表。规定表灯每度电国币二角四分,路灯按普通用户电价减半。包灯电价每盏灯每月国币;十五(瓦特、下同),一元;二十五,一元五角;四十,二元二角;六十,三元一角,七十五,三元六角;一百,四元六角。营业章程里没有规定其它电气设备收费标准,可见当时的发电仅用于照明。由于年久资料缺,办厂后确属发电日期和用灯总盏数无从考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事爆发,路桥镇因经常受日机骚扰,夜里路灯明亮,目标明显,实行灯火管制,取消路灯。致使街道黑暗,居民行路困难,民众怨言载道,纷纷请求镇长恢复路灯。有些胆小之人则说:“三官灯(灯笼)已受取缔,路灯何能例外。”当时的路桥镇镇长根据百姓要求,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为重装路灯以利行人维护治安为由呈报县政府,呈文说:“路灯已受灯火管制,万一发生空袭,警报一传,即可由电灯公司将全街电灯熄灭。三官灯事属迷信耗费,沿街分散无法管制,自非取缔不可。……本镇人烟稠密商店林立,……实有重装之必要,为此呈请。”县政府于二月十三日即转呈浙江省第七保安司令部。二月十七日得到批复,准予恢复路灯。

      一九三九年二月(旧历除夕前后),日舰多艘停泊海门口外开炮骚扰。居民纷纷避至乡间,机关疏散,商店闭门。

      潞忻电灯公司由于受战事影响,海口被封,油价飞涨,经济上入不敷出,全部资产亏至三分之二以上,公司信用丧失,无法再行借贷。加上引擎、输电线路年久失修,备用配件难找,很难维持经常生产。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潞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停业。由张服先、吴春舫代表公司为停业事呈报县政府,呈文说:“……自成立以来负有二千元债务,而全部引擎线路全值 (折旧)亦不过四、五千元。油价飞涨,每月灯费收入尚不敷柴油一项开支,……倒闭实非得已,请准予停止营业。”省电气局闻潞忻电厂停业令县府核查,于是由路桥区署调查后报告:“查该公司……收入不敷支出只有停闭。(2)该公司已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三十一日停业,机器全部停用。”

      一九四O年十月六日,  日机在县城滥施轰炸,炸毁房屋五十间,烧毁二百三十四间,死伤三十四人。由于战火越烧越猛,柴油来源断绝,潞忻电灯公司复业无望,于是在一九四O年十二月将所有机件卖给浙江省造纸厂。

      就这样,路桥镇直到解放后的一九五O年才恢复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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