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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李荣

        李荣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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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同志,诸位同行:

    今天是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大会,也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贰

    我要对东道主表示谢意。这个要分两层说。第一呢,我代表所有到福建来开会的全体同志,向福建省教育厅、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表示谢意。第二呢,我代表所有到厦门来开的同志——福州来的也在里头了——向今年庆况六十周年校庆的厦门大学表示谢意。

             叁

    各种学会、研究会,自从“四人帮”打倒以后,成立得很多。我们这个学会成立得比较晚。晚也有晚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学习以前成立的那些学会、研究会的长处。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避免那些应该避免的老套子。最近,有一位领导说,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彻底改变。把这个话用到我们学会上来,就要考虑树立什么风气?改变什么风气?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事情?这就要从方言学会的目的来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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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这无非是调查方言,研究方言,推动语言学进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

    方言是语言的分支,语言跟方言的分别是相对的,很难严格的把两者分开。方言究竟要分岐到什么程度才能成为语言呢?这个一方面有语言本身的标准,另一方面还有政治的标准,历史的标准,文化的标准。不能单纯根据语言本身的标准把方言跟语言分开。比方说欧洲的西班牙跟葡萄千,据说这两个国家语言差别不大,两国人民可以通话。可是大家都承认,西班牙跟葡萄牙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两国各有不同的文字跟标准音。汉语分布的地区辽阔,使用的人口众多,方言之间互相了解的程度差别很大。广大的长江以北地区跟西部各省,方言比较一致,通话困难不大。长江以南,京广铁路以东,方言相当复杂,各地区通话有些困难。比方说,我是浙江温岭人,温岭在宁波之南,温州之北。我从温岭望南走,早晨动身,步行,不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到晚上住夜,我就听不懂了。刚到温州呢,同志,还没到福建呢。从温岭望北走,方言就好懂多了。无论好懂不好懂,浙江人跟福建人说的都是汉语的方言,汉语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标准音。

    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差别。自其同者而观之,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词汇、语法各方西,研究方言也要研究这些方面。自其异者而观之,语言的使用范围宽,包罗万象,综合性强,研究语言,上下古今各方面都要照顾到;方言的使用范围窄,比较单纯,研究方言着重日头说的,必须特别注重语音。研究方言,最好从自己的方言跟工作地点的方言入手,这样做事半功倍,容易得到语言学各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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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我说说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我在昆明住了七年以后回家,我很自豪。怎么自豪呢?我自以为乡音无改,回家可以说地道的温岭话。可是我碰到一个温岭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出一身冷汗。我走到县里一个旅馆里头,我跟招待人员说,我要一间屋子,安静一点的。他说两个字:“好用”[·hc* hzyung13],就是“行,可以”的意思。“好”字读短一点,轻一点,有点像入声。“好用”有两个意思:一是就长辈对子弟说,“好用”就是读书用功,办事认真,行为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好用”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北京的“行”。我跟你商议某个事情,你说“好用”那就是“行了”。我说要一间屋子,安静一点的,他说“好用”。我听了完全懂。这两个字温岭人一天到晚不知要说多少遍,但是让我自己在那儿想,没有另外一个同乡在座的话,七年离开老家,我再也想不出来“好用”这两个字。(带便说一下,“好用”的反面是“无用”。子弟无用,是说上学不用功,爱跟人打架,等等。还有人家跟你商议事情,你说“无用”就是“不行”。)方言调查一定得实地调查。比方我是温岭人,温岭是个小县份,明朝成化年间才从黄岩、乐清分出来的。乐清在我们的南边,黄岩在我们的北边。黄岩出橘子,跟福建一样出橘子。温岭话跟黄岩话,外地人听起来差别不大,好像我听泉州话跟厦门话是的,听不出差别来。这个话一说,厦门人非笑不可,泉州话跟厦门话差这么远,你怎么分不出来呢!就像我们那儿黄岩话跟温岭话是的,外地人不能分,本地人知道有差别。要是温岭人充黄岩发音人的话,那就糟糕,准出娄子。方言调查就得讲实地调查,实地记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要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

    研究方言第二要开展学术讨论。这点跟研究其它学问一样。独学无友,不容易进步。切磋琢磨,互相提意见,学问才能进步。讨论可以不限题目,大家准备好论文宣读,各言尔志。你讲什么,我们讨论什么。这是一种。我们这次讨论会就是这一种。还有呢,事先摆定一个题目,专题讨论。大家分头准备,讨论同一个题目。以后我们也可以组织这种讨论会。专题讨论也好,宣读论文也好,都要求做到不同意见的交换。要是讨论起来,众口一词,这个讨论会就算不是完全失败了,也是大部分失败了。那没有好处,那种讨论不会使人进步。众说雷同,这个会就开不好了。过去,学术界的讨论不够,意见往往走极端,两极分化。一头就是捧,捧得很高;另一头就是骂,骂还算客气呢,利害了就祭起各种各样的帽子。我们这次讨论会就得避免这些。宣读论文要开门见山,讨论要就事论事。不同的意见就说不同,相同的意见就说相同。摆事实,讲道理。不揣摩别人的心理,不故意做翻案文章。这样我们的学问就能进步。“学问者天下之公,见解者人心之异。”这是张相在《诗词曲语词汇释》的叙言里说的话。做学问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个人的看法不免有些片面性。据说有个故事,是讥笑那个片面性的。说的是古代的波斯有两个勇士,那当然是大无畏的勇士,两个人迎面走来,都看见一个盾牌挂在一棵树上。一个人说好一块金盾牌,另外一个人说好一块银盾牌。说金盾牌的人看见那个说银盾牌的就勃然大怒:“明明是金盾牌,你居然说是银盾牌。”那个说银盾牌的人也不甘示弱。两个人最后就决斗。上帝安排好,两个人都受伤躺在盾牌底下,都能看见同一块盾牌的两面,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好了,两个人最后总算知道了,早知如此就不决斗了。无论大事小事,我们这些年吃片面性的亏已经吃得很多了。我们自己得认识我们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片面性,有局限性,大家互相配合,学问才能研究好。做学问要容得起人家的批评,说“老兄你这个错了”。这是个寒暑表,是个温度计。假定有人敢于当面说你错了,这就是说他把你的度量估计得很高,总有八九十度。假定人人都不给你提意见,那就表示你这个人人缘不好,度量不大,容不得一点意见。你说你那文章就那么盛水不漏,天衣无缝,悬之国门,千金不能易一字。不见得。所以我们得提倡有什么说什么,序跋少加。比方我们的讨论会,发言可能限定十五分钟,讨论可能限定三分钟五分钟。每个人都作序跋,起承转合,太费工夫。最好提倡直来直往的发言,针锋相对的讨论。不见得提意见的人就对,被提意见的人就错。方言这门学问跟别的学问一样,需要有人敢于给别人提意见,有人敢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开一次讨论会,个人的学问就能有所进步,方言学界的水平就能有所提高。

             陆

    我们的目的是推动方言的研究。我们的组织机构就得适应我们的目的。这个组织机构是干嘛的呢?是为会员服务的,不是来管理会员的;不是做官的,是干活的。因此就应该挑些精干的人出来。年纪大了,你不能让他跑跑颠颠,他吃不消。中央号召四五十岁的人多干事。我们不能只在口头赞同,还得身体力行,挑一些精干的人出来干活。我们已经浪费了十几年工夫。请问一个人能工作几个“十几年”?这十几年不是做工作做老了,而是消耗老了。冷酷的事实是:我们的队伍平均年龄有余,实战经验不足。跟某些国家比较,我们的讲师年龄相当于他们的教授。我们的教授呢,就年龄说,在他们那儿是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刚才说我们的学会成立得晚,可以吸取一些教训,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不应该轻易评议某个学会如何如何。会开得怎么样,不要旁人指摘。开完会之后,参加会的人自己就说了。如鱼饮水,冷暧自知。我们的机构是办事的,人手必须精力旺盛。不排斥年长的人,多数的必须精干。名单不宜乎太长。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职员少一点,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点。

    职员的种类为什么多?职员的名单为什么长?这个问题应该分析。说穿了无非是照顾情绪,请张三当职员,不请李四,怕李四有意见。有了张三、李四、王五,没有赵六,怕赵六不高兴。人多了,名义也就多了。适得其反,照顾其实是最容易得罪人的办法。“你选了这么多人,就是不选我。”榜上无名的人就更生气了。正本清源,挑选办事人员,概不照顾。大家都知道你选的是办事人员,你不选他,他也毫无意见。还有个理由是有的会员心虚胆怯,想请某些人壮壮门面。不选谁谁谁,咱们立得住吗?没有谁谁谁,咱们吃得开吗?同志们,红木的家具有上漆的吗?柴木的家具才上漆呢。归根到底,评论一个学会,要看你出的什么研究成果,不看你的职员名单。只要咱们小心谨慎,认真做好方言研究工作,这个学会就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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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好方言工作,必须搞好团结关系。总的说起来,方言工作者中间的关系是融洽的。但是不必讳言,这里也有些小问题。“同一个地区的几个学校之间,同一个学校里头,同一个系里头,同一个教研室里头,人员间有时有些芥蒂。这个大部分应该归咎于历史的错误,这是过去十几年不应该有的混乱情况留下的后遗症。认识这一点,看事情就看得达观一些。比方说一九六六年,某甲给你贴了大字报,你别记着这个事情。你在某某大学,有某人给你贴大字报。你在别的大学,照样有别人给你贴大字报。那个贴大字报的人,他不是跟你过不去,才给你贴大字报。他要是上了别的大学,他也照样给别人贴大字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错误。这么想你就不去计较那个事情了。这个帐算不清楚,也毋须再算了。杜甫《赤霄行》说得好:“老翁慎莫怪少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方言研究在分工上也有些矛盾。老兄,石家庄方言我包下了,你可不能研究,你研究就是存心跟我为难。按这个类推的话,普通话研究的人多了去了,只许一家研究,人人都得停工。我的意见不是说你研究石家庄方言,我们所有的人都来研究石家庄方言。没有这个必要,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可能。我是说尽可能安排好分工,有个小小的重复也不在乎。不要认为我是苏州人,苏州话我包下,你们外地人不得问津。不能这样,苏州话很值得研究,可以研究之处多着呢。其它方言也是如此。不能画地为牢,说这一块是我的。两个人两个馒头,一人一个。五个人两个馒头,情况就有些紧张了。现在馒头是整屉的,食堂里的馒头一屉一屉的,你吃不完呢。用不着担心你吃的馒头他给你吃了。有的是馒头。不光是馒头有,还有面粉做后备军呢。我们的汉语有多大面积呀!不要认为我研究了,你就不能再研究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怎样分工,但是不排斥有点小小的交叉,来点小规模的比赛竞争。完全没有比赛竞争,有时候也不好。

    还有在数据上也往往发生一些问题。不给别人看资料,反而要看别人的资料,等等。老实说,凡是看见资料就保密的人,一定没有多大能耐。他的能耐就在小本儿上。活的语言那么丰富,你这个小本儿就应有尽有?不见得。不要在数据上闹意见。多做调查工作,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同样的原油,有人只能提炼出二十种产品,有人就能提炼出上百种产品。数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分析能力。

    还有门户之见也妨碍团结。大家都看得出来,凡是能够自立门户的,都不标榜我这是某老师的真传。这么标榜的倒是有点不太行的徒弟。学问是接力赛跑,徒弟在老师的歇脚点起步。徒弟学会了老师的本事,加上自己的钻研,后来居上,徒弟应该比老师强。要是这一辈的徒弟比这一辈老师弱,那下一辈徒弟又比下一辈的老师弱。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社会是进步的,你要学问退步行吗?这并不是不重视老师。老师是应该尊重的。但是不能顶着老师的招牌给自己打掩护,开口闭口我的老师怎么说。老师怎么说,非得怎么做不可,抱残守缺,不容易进步。门户之见引起无谓的派别之争。打拳不是有派别吗,什么少林寺第几辈的拳师。咱们是一个师父传下来的,他不是少林寺的,是普陀寺的,就水火不相容。我是天南大学毕业的,请来的人都是天南大学的。你是海北大学的,请来的人都是海北大学的。这一段话也许刻画过深,无非是强调不团结的害处。团结搞好,我们的学问才能做好。老搞内耗,对事业不利。要把方言研究推进一步,就得减少内耗,互相开诚布公的讨论问题。我们要开垦的园地很大,英雄有用武之地,完全有条件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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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是学会的基础。请问没有会员,哪儿来的学会?哪儿来的职员?学会里头的职员——办事人员,我给起个总名叫职员——无论戴上什么头街,都是为会员服务的,为学会工作的。“民为贵”,这是古人说的;群众路线,这是现在强调的。会员是基础,我的志愿是争取当好一个会员,当一个好会员。最后势必有些人要当选为职员。我建议当选为职员的人利用这个机会给人民服务。同时提醒没有当选的人,不当职员,研究的时间就更多了。那些当选的人想,我有机会给会员服务;没有当选的人想,我有机会多做调查研究工作。这样一想,双方都很合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挑选一些精干的人来办事情。人杰地灵,倒过来是地灵人杰。厦门这个地方实在不错。现在是群贤毕至,宾主尽东南之美,在座的人济济一堂。怎么样把方言工作做好,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考虑的事。厦门的空气这么好。方言学会的空气也得跟厦门的空气一样好。我这话有不对的地方,有不得体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李荣先生简介

     李荣(1920~2002)音韵学家、方言学家。笔名董少文、昌厚等。浙江省温岭县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等。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其中尤其是对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在音韵学研究方面,著有《切韵音系》(中国科学院,1952年,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陆法言的〈切韵〉》(1957年)、《隋韵谱》(1961年、1962年)、《隋代诗文用韵及〈广韵〉的又音》(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韵母》(1963年)、《〈广韵〉的反切和今音》(1964年)、《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1965年)、《读汉书东方朔传》(1979年)、《音韵存稿》(1982年)、《语文论衡》(1986年)等学术论著。其中《切韵音系》是作者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等材料,通过对《切韵》一系反切的精密考察,在音类的区分和音值的构拟上提出不少新见。书中说明了《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韵系统,对中古音值提出假设,全面分析了反切上下字的作用,并对若干等韵学的术语进行了历史的解释。该书是汉语历史、汉语音韵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在方言研究方面,他对浙江省温岭方言的研究及对北京语音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他著有《温岭方言语音分析》(《中国语文》1966年第1期)、《关于方言研究为农村服务的一些意见——以浙江省温岭县方言调查为例》(《中国语文》1966年第2期)、《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年第1期)、《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方言》1996年第1期)、《福州话“下雨”的本字》(《方言》1997年第2期)、《方言字典说略》(《方言》1997年)第4期)、《语音常识》(笔名董少文,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1958年修订)、《评哈忒门和霍凯特对北京语音的分析》(笔名宋元嘉,《中国语文》1965年第3期)、《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方言语音对应关系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论北京话“荣”字的音》(《方言》1982年第3期)、《论“入”字的音》(《方言》1982年第4期)等。在汉语方言调查方面,他从编制调查表格到写作调查手册,再到培养调查研究的人才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著有《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汉语方言调查简表》(合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6年)、《昌黎方言志》(合作,科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新版)、《读〈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笔名沈子平,《中国语文》1961年第7期)、《读〈四川方言音系〉》(笔名沈子平,《中国语文》1961年第9期)、《汉语方言调查》(合作,1956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1期)以及《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等论著。此外,他还参加了《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的编写工作。著有《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译有《北京口语语法》(节译自赵元任原著的《国语入门》)等。

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

  李荣教授,曾用名李昌厚,还用过董少文、宋元嘉等笔名。1920年2月4日生于浙江省温岭县新河镇,2002年12月3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

  他早年就读于温岭县临海中学、杭州高级中学、台州中学高中部。1939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1943年进入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语学部攻读研究生,1946年7月毕业。同年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担任研究助教,1949年8月进入青岛山东大学文学院担任副教授。1950年9月正式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先后担任方言研究组(室)负责人、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方言》杂志主编。此外,他还担任过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学评审组成员等重要职务。

  李荣教授一生献身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事业,特别在推动和发展我国的音韵学、方言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音韵学方面,他1952年出版的《切韵音系》,被学术界公认为切韵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1957年与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合作编写的《汉语音韵讲义》,言简意赅,在众多的音韵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1982年出版《音韵存稿》,里面包含了十四篇重要的音韵学论文,也具有重要影响。在方言学方面,1957年他出版《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同时与丁声树先生共同主持了由教育部主办的语音研究班,为我国的方言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1959年又与丁声树先生一起主持了河北昌黎的方言调查,并于1960年出版《昌黎方言志》,被学术界公认为方言调查报告的一种范本;1979年李荣教授创办《方言》杂志,亲自担任该杂志主编;1981年他与中国汉语方言学界的一批学者率先创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担任会长。在这之后,他还先后主持了国家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若干重大科研项目,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种分卷本)等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除此之外,李荣教授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重要讲演和论文,阐明了我国方言学研究的很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所有这些,都为我国汉语方言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荣教授在文字学、语法学、词典学等其他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语法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与丁声树、吕叔湘等合著),文字学、词典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985年出版的重要论文集《语文论衡》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定稿人之一,在连续工作长达三年的词典定稿时间里,他殚精竭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学识和智慧。

  李荣教授1952年翻译了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1965年发表了重要论文《评哈忒门和霍凯特对北京语音的分析》,1983年与吕叔湘先生一起译述并出版了赵元任的《通字方案》。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他先后到美国、日本、法国、挪威、瑞典等国家访问或讲学,在很多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论文;他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国外著名的语言学家。李荣教授为中外语言学的学术交流,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李荣教授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他严于律己,待人坦诚;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表现了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他教书育人,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批语言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他治学严谨,笔耕不辍,在语言学研究的很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荣教授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

    我们永远怀念李荣教授!

  李荣教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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