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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先驱周炳琳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台历·周炳琳(右)

  2010年3月,一本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友仁先生历时数载编就的《周炳琳文集》出现在我的案头。这本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与黄岩区区长徐亦平先生分别作序的黄岩区文化研究工程丛书,经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得以进一步全面了解黄中著名校友周炳琳一生的主要思想及其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文化、政治巨人们的友谊。
  任继愈教授在序中评价道:“周先生是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他一生从事争取民主的光辉事迹早已传遍宇内。做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从‘五四’开始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他为争取民主,为建设现代化中国而奔走呼号一生。他已经尽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为争取民主,九死而不悔。周炳琳先生的伟大理想和他一生的遭遇,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艰巨,路程遥远而前途远大。”(1)徐亦平区长在序言中评价道:“周炳琳先生是橘乡大地上升起的一颗星。在漫漫长夜,他用自己所能发散的光,与群星组成浩瀚的星空,用自己的一分热,为民主呼号奔波,为伟大的理想、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虽然那隆隆的雷声已没入遥远的天际,但是,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听到了它隐约的轰响,也看到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周炳琳先生卓越的成绩。”(2)
  让我们一起进入历史,回望周先生71年人生中的主线——为民主而呼号的人生。
  1892年10月23日,周炳琳出生于宁溪上山州(即现黄岩上洋乡前岸村,抗战时迁到现南城鼓屿)一个小手工业家庭里。7岁入私塾,后就学于城内的璇珠小学,因家中经济困难,转读前所天主教小学。1907年,考入黄岩县中学堂(即黄中前身);1912年,以黄岩县中学堂旧五年制第二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北大这所当年在蔡元培校长兼收并蓄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一批中国思想家巨擘的云集处,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周炳琳在北大这所大学里如鱼得水。1917年,他作为《国民》杂志社发起人之一(李大钊为导师),与许德珩、邓中夏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即是其这一时期的译文之一。1919年3月,与邓中夏、康白情、罗家伦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唤醒民众鼓与呼。九十多年过去了,我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周先生慷慨激昂地站立在街头、乡村向民众们演讲“什么是国家”一类的讲题,卢沟桥不会忘记,丰台、长辛店……不会忘记,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声音。
  1919年5月4日,注定周先生要与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相连。游行、与军警交锋、火烧曹家楼……当这一幕幕成为历史,历史却永远把他铭记。作为当时北大评议会评议长,北京大学、北京学联的秘书及以后全国学联的常委,他在历史中的出场,始终是掷地有声。我的眼前仿佛又重现了周先生1919年在上海演讲的场景,他高声地说,孙中山先生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台下,作为听众之一的孙中山先生以热烈的掌声作为回应。于是,也就有了后来谒见孙中山先生的机缘。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周先生以第一组编辑员身份协助编辑部主任李大钊先生工作,后来,李大钊介绍周先生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周先生追求光明的写照。当我们今天重温周先生1919年写的文章,读着“青年呀!奋斗!牺牲!实地做去!”要“分担工作”“分取所获”(与新中国成立后提的“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思想一致)这样充满激情、超前思想的文句,不能没有震聋发聩之感。
  1920年,是周炳琳先生生命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为受穆藉初“贮金奖学”资助的北京大学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中的五位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饭店迎接周先生时还记着说:“你就是当年‘五大臣’呀!”足见当年出洋留学影响之大。这一年,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入伦敦大学,再留学于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直到1925年回北大任教,立志打倒军阀,民主建国的思想逐渐定型。1926年1月,周炳琳南下,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教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举世震惊。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教职,只身赶赴南方的革命中心——广州。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8月,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同乡顾孟余介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任干事。后到上海任《中央日报》主笔,发表了诸如《党权的制度化》等文章,反对个人独裁。1928年,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常务清理委员会,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兼组织部长,推行共产党推行过的“二·五减息”,与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的政见矛盾后,回到大学任教。1929年,拒不参加蒋介石内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到清华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并在北大兼课,先后拒绝担任清华大学与浙江大学校长一职。1931年,周先生回北大担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1932年—1934年,兼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的许德珩、侯外庐、马叙伦及赞美苏联的冯友兰,在北大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无怪乎著名经济学家赵廼抟教授评价道:“枚荪(周先生号枚荪)先生折冲樽俎,胆识过人。”(3)

毛泽东1936年写给周炳琳等教授的致谢信。

1949年4月19日马寅初(中)到北大看望他的学生周炳琳(左)和赵廼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日军威胁加剧,“平静的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周炳琳担任“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大会主席,商讨对日策略。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推举周炳琳、胡适、燕树棠三位先生起草致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函电,请政府向日本严重抗议,要求立刻撤兵,恢复原状等。在这样民族危亡的时刻,周先生于1934年春受命于危难,出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他购买爱国图片,倡导健身运动,建设国防,复兴民族。被华北日军视为“眼中钉”,要他认罪。周先生拒不屈节,愤而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回北大任教并担任法学院院长。1935年,华北部分汉奸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周先生识破这些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12月2日,与傅斯年一同起草了《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所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尽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12月4日,周炳琳与十余位教授、大学校长,共同向何应钦报告华北局势。1935年北平学生掀起反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他提出我们要抗战,但不能轻举妄动,劝学生复课,终于得到学生的认同。1936年,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周先生与许德珩、魏壁、劳君展等购买金华火腿、怀表、布鞋等托地下党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信后曾回信道: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共同旗帜!
  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年]11月2日号(4)

  1937年5月,周先生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即副部长),顶住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的解聘进步教授的要求。这年春天,周先生回黄岩安葬父亲,来到母校黄岩县立中学,在继武堂向全校师生演讲,希望同学们珍视家乡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在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期间,筹建因战争南迁的西南联大,并设立穆藉初奖学金,后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获第一批奖学金。
  1938年1月,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职务,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蒋介石兼任校长,陈果夫为教育长)。2月,当选国民参政员,并被选为驻会委员。1939年9月,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反对反共;主张联合苏联,反对反共。敢于在会上斥责政府恶行,批评国统区“政治混乱”。有关资料记载:“在每次国民参政会上,周炳琳言词犀利,不留情面,是令国民政府感到‘难受’的几个提问者之一。如在国民参政会的发言安排上,政府报告时间过长,听者皆感疲倦;而参政员询问的时间过短,很多问题没等提出,时间就到了。多数参政员虽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而周炳琳与许德珩勇敢站出来,大加挞伐。”他坚持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战,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国。民主政治须全盘的,彻底的,故不以一点点全权限的扩大为己足”。
  在中央政治学校任职期间,他按照西方民主自由教育思想来整顿学校,聘请马寅初、任继愈等担任教员,与陈果夫提出的政校必须由国民党党部委派的思想相冲突,于是辞去职务,回西南联大任经济系教授,并多次担任西南联大教授会主席。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战时的后方,白色恐怖,学生抗议、罢课,他多次签发、起草致教育部部长的急电和抗议书,对国民党军警的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的抗议。尤其是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后,他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于12月2日签发《西南联合大学致辞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快邮代电》,报告惨案情况,并负责起草《西南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告诉状》,称他们为“创历来学潮惨案之纪录,举过去万恶军阀所不敢为者”,并向报界报告事实真相。抗战胜利后,与闻一多等十位教授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迅予纠正”蒋介石“一人独裁之风”,希望旧政协会议成功召开。

周恩来献的花圈。

周炳琳手迹。

  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专家,周炳琳与周恩来等讨论修宪草案。在与国民党政府逐渐疏远的同时,周炳琳在国共“重庆谈判”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似乎走得越来越近。1946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设宴款待周炳琳及其夫人魏璧女士,席间有王若飞、秦邦宪等作陪。1946年4月,在叶挺将军飞机失事后,周先生致信周恩来,表示深切的悼念。此信发表于1946年4月21日的《新华日报》上。当闻一多、李公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他亲任追悼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主祭人,再次对国民党政府抨击并劝勉生者继续奋斗,并在会上介绍闻一多生平。
  现摘录其最后的发言,我们仍能感受到先生的铮铮铁骨。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承担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5)
  解放战争时期,周先生既支持学生运动,又担心不幸事件发生。1946年12月30日,他与48名教授致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暴行。在大学演讲中,他大胆地提出“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一年,周先生被指定为“国大代表”,他认为,这样的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他自己坚辞不就,并劝说胡适等不要出席。在1947年的学生“三反”运动中,他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学生的安全。当浙大学生于之三被杀害后,他亲自参加追悼会,表达悲痛情绪。同年,他多次发表宣言,抨击蒋介石反动措施,要求政治民主化。1947年11月5日,民主同盟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周炳琳义愤填膺,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共48位教授,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一文。文中指出,政府压迫民盟的做法严重侵害了人民的权利,要求政府“重作决定”。
  1949年1月15日,北平市(现北京市)各界团体筹组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何思源、周炳琳、张东荪、郑天挺等人应邀参加。次日,该会又推派何思源、周炳琳、何基鸿等11人作为代表,赴香山访晤叶剑英,商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北平解放前夕,对国民党绝望的周先生留下来,周恩来在北大演讲时,多次提到周炳琳先生的帮助,中共发展他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任团结委员,后任中央委员。1950年,抗美援朝时,任命他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在思想改造中,他起初拒绝思想改造,在家人、组织的多次帮助下,毛泽东亲自下了批语说:“象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在各方帮助下,终于认识到“自处之道”是敌视人民的,为此他的检讨得到通过,毛泽东主席亲自把其检讨书改为《人民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并在1952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加以发表。1954年,周先生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作长篇发言,1956年,作为我国代表团出席芬兰赫尔辛基的世界和平大会。1957年,对中宣部陆定一部长报告中批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方针,他专门写信给陆定一,力陈它的历史背景,其本质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有进步意义,得到认同。这一年,他对中共的反右运动很有抵触,敢于为章伯钊、罗隆基辩护,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阴谋”,并叹息“纣之恶,不如斯之甚也!”其胆识、其诤言至今读来仍是那么的令人动容,结果被错划为右派,拒不接受群众要他认错的要求,坚持自己的观点。1963年,周先生因病辞世。何香凝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张治中、朱光潜、许德珩等一批政界、学界知名人士。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回顾周炳琳的一生,从亲历“五四”,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就一直在伴随他终生。不论在大学任教还是在政界任职,不论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为民主九死而不悔。胡适曾评价道“他是国民党员,但终因北大的训练,不脱自由主义的意味。”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国社会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态,独特的社会地位、深厚的学术素养,终使他成为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2)张友仁编《周炳琳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一版
  (3)张友仁《周炳琳教授的一生》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84页
  (5)《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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