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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说》的思考

    我们从报上看到徐仁达、陈明达等四人的文章,知道了《金瓶梅》作者可能是黄岩人蔡荣名的一说,感到很新鲜,后来又看到报上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认为他们用的是“算命测字法”,“不算是学术研究”,这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于是找来他们四位合作写的两本书,又找来报上的几篇文章,仔细拜读之后,想得很多,现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商讨。

一、从历史文化背景说起

    研究古代的事情,了解历史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前提,不了解历史文化背景往往会产生以今解古、一知半解、偏于一隅、钻牛角尖等等弊病。
    古代文人除众所周知的一些特点外,还有一种风习,即喜玩“文字游戏”,请先看一些例子:
    范晔《后汉书》:“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此汉末童谣,意为“董卓当死”。
    刘向《世说新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娥碑上的八个字,意为“绝妙好辞”,杨修一看便知,曹操想了三十里路方解,故留下“智差三十里”的故事。
    唐人小说《谢小娥传》:“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县令解道)……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
    宋·王观国《学林新编》:“高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其解为:问:夫何在?答:夫出。问:何时还?答:月半。
    《琅琊记》:“赵明诚幼时昼,梦诵一书,觉来唯记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父曰:‘……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果娶李清照。
    明·江盈科《雪涛谐史》:“大枫子去了仁,无花果多半边,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颗。”解为“一夥滑吏”。
    不用多举了,其实在《金瓶梅》、《红楼梦》中都有一些类似的例子,而且都提到“拆白道字,顶针续麻”,这些在中国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有些被列为“修辞格”。按现代说法,有析字、离合、谐音、双关、曲释、藏词、拆词、错觉、借代、飞白、讽喻、诡谐、互文、顶针、歧义、意会、曲语、歇后、折绕、转品、回文等等修辞方式,都是从文学作品(大多是古代的)或文献中归纳出来的(详见陆稼祥、池太宁主编《修辞方式例辞词典》浙江教育出版199O年一版)。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文人很喜欢玩这些文字游戏,从字谜到复杂而文雅的酒令,成为文人聚会时不可缺的文化娱乐活动。
    又据《回文类聚》载:苏东坡曾用一首用“神智体”写的《晚眺》诗吓退了北朝使臣,把汉字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与上述各例均详见《汉字的妙用》一书)
    根据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特点,从俞平伯的《红楼梦新证》到今日香港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都是利用这些方法作为解读《红楼梦》的多种手段之一,当年批俞平伯的时候称之为“考据派”,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猜想”、“附会”、“生拉硬扯”,穿凿之学,然而我们却从俞平伯先生那儿大开眼界,知道《红楼梦》还有影射、揭露、抨击清初宫廷种种黑幕的深层含义,而批倒俞平伯,把《红楼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的“正统学术”,却使我们迷惘而不敢言。如今所谓“考据派”(其实概念不确)已成为国内外皆知的一个学术流派了,而且还有人照俞平伯的这条路走下去。
    问题是四位先生在研究《金瓶梅》作者时也采用了如析字、离合、谐音等(其实是这些方法中较简单的、很少的一部份)方法,就被指责为“算命测字法”,鲁迅不是还有“且介亭”半租界的亭子间的例子吗?谁敢说鲁迅用的是算命测字法。
    我们就事论事,说说关于“古文辞”的争论吧!  “古文”即“唐宋古文运动”中所指的秦汉散文,言之有物,朴实严谨,是后代学习的楷模。“辞”指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汉人把它也当作赋,故辞赋连称,其实“辞”不是骈体文,与赋有别。明朝中期吴中(今苏州一带)史鉴,朱存理和“江南四才子”唐、祝、文、徐等曾发起“古文辞运动”,与以后的“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主义的主张一脉相承,在横扫华而不实、萎靡不振的文风上有积极的意义,所以王世贞对蔡荣名的“古文辞”会感兴趣,这表层含义,情理上说得通。古代文人常拿自己的作品作为“贽”,去拜谒名人或权要,这种见面礼含有自我推荐的意思,如得到赏识,或一经品题即声名鹊起,或可得一官半职,从王世贞对蔡荣名的礼遇来看,颇超乎常情,似乎他的“古文辞”的确非同一般。然而这些“始知东海有蔡生”的传世之作,竟会没有片言只字流传下来,他自己五十岁时付梓的《芙蓉亭草》中竟没有一篇散文,一篇辞赋,岂非咄咄怪事!再从今天看得到的《芙蓉亭诗钞》来看,要使“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看中,也匪夷所思。于是他们四位推测此中别有隐情,亦颇合情理。至于用离合、谐音法破解它为“故事”,作为一种解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可以有许多别的解法嘛。
    我们看到报上几篇文章,颇受启发,明史专家吴晗说:“《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郑振铎说:“把《金瓶瓶词话》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复旦大学黄霖教授说:“《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几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因为《金》中有抄万历十七年前后刻印的《忠义水浒传》的内容。蔡荣名于万历十年拜谒王世贞,以后王又把蔡请到他家,住了两年,时间上多么“巧合”!
    再说关于《金》影射张居正问题,有人只抓住“钜公”两字做文章,他们四人的著作中不是有“《嘉清以来首辅传》对《金瓶梅》的渗透”一文,引了大量例证作过专题论述吗?在第二本书中又在“教父王世贞拍板空调,作者蔡荣名隐姓埋名”一文中将《首辅传》与《金》对照,列举了十五条例证,《金》成书之时《首辅传》尚未刊行,上述情况说明什么,不引人深思吗?他们的分析有理有据,不信的话请去查一查王世贞与张居正的恩恩怨怨(《明史》有载),就可知四人的见解绝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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